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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WTO规则，完善我国外商投资软环境

王云芳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确认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存在着大量与WTO规则不相符之处，提出了外商投资软环境根本性因子存在四方面的缺陷。
[关键词] WTO规则；外商投资；软环境；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which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the article recognizes that in this area too many elements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WTO rul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four drawbacks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oft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 WTO rules; foreign investment ; soft environment
外商直接投资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以港台资本小额投入为特征，项目多为粗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为投资规模与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多次成为年度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外资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技术含量也逐年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世界500强企业有近半数在我国进行了投资，标志着我国正在从区域性投资市场转化为世界性投资市场。但这些成绩取得有其历史性原因，也有必然性原因，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软环境已尽善尽美。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存在着大量与WTO规则不相符之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才导致了外商平均投资规模偏小，大中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处于试探性、风险性投入阶段。在华外资总规模与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容量、丰富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及各种政策优惠条件均极不相符。如果扣除因文化因素而进入大陆的海外华人资本，因区位因素而进入的邻国（区）资本，因回避高关税等贸易壁垒而转移至大陆的生产性资本及为占领我国市场、不顾短期效益的投资外，真正意义的由于投资软环境优越而进入大陆的国际自由流动资本是少而又少。在当今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直接投资主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势必在软环境中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才会导致外资没有大规模全方位进入我国。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
1． 缺乏必要的财产保护
外商投资，意味着将资产长期置于我国境内。这些资产的安全是否能得到长期保证，是外商投资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法律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进入我国的外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主要依赖于中国法律，其次才是靠政府权力。而我国法律在财产保护上存在不完备之处，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私人财产保护程度，没有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一些法规如土地法、规划法、水利法等多部法律认定政府对私人财产有处置权，且政府补偿标准严重低于市场价值，甚至不予补偿。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投资方不仅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保护上存在不安全性，甚至有形资产如房地产、机器设备等也缺乏有效保护。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积极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并不存在以国有化名义进行的政府征收，必要的财产征收如修建水利设施和交通设施而进行的财产征收数量极其有限，且政府均给予合理的补偿。但由于依靠政府权力进行财产保护在投资者看来缺乏长期性和可靠性，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财产保护的法律才能解除外商投资的后顾之忧。
（2）政府权力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也构成了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的潜在威胁。我国各级政府拥有政府较多的经济权力，同时政府名义上又拥有众多国有企业。因此，理论上说，政府有牺牲私人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更何况我国已建立起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外商投资者与政府合作，共同经营改造国有企业，既易受到政府扶持，又可避免在基础工作上的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捷径。可是合作双方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拥有一定的纠纷处置权的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使外方感到不公平和财产缺乏安全感。尽管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各级政府并不真正代表国有企业利益，因此，一般也不存在政府利用
特权替国有企业谋夺外方投资者资产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投资。
（3）无形资产的保护问题
如果说，来自法律与政府权力上的对外资有形资产安全威胁只是潜在性的和理论上的，那么在我国外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则可能是现实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民众对无形资产认可程度较低，除商标与专利外对软件版权、地理标志权，外观设计权、商业机密权等权利的保护缺乏深入认识，不主动保护知识产权，认可各种侵权边缘行为，对侵犯知识产权采取宽容态度。这是外资企业无形资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基本原因。其次我国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设立时间短，缺乏品牌，也缺少创新能力。因此仿制与再开发是其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侵犯产权的问题，使轻微的侵权成为普遍性问题；第三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中，均存在观念上的偏差，认为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远大于利益，因此存在被动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无形资产保护是一个体系，不仅包括法律条款和制度上的措施，更包括观念上的赞同和行为的主动性。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无形资产保护体系，外商才会将一流的技术引入我国。
2．过度的行政干预
外商能否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经营其投资项目，是外商选择投资地点时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国，受计划经济模式和国有经济体制双重影响，各级政府习惯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在外商投资领域，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中的某些部分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差别，构成对外商自由经营权的威胁。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主要有：
（1）外资企业设置主管部门，进行层层审批。
在我国，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拥有隶属关系的行政
管理门。根据《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设立、企业终止、企业变更章程与合资和合同等重要经济行为时必须报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指定的机构审批，由此，类似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了事实上的业务主管部门。而在一些服务性领域，如旅游、广告、投资、建筑、医疗、商品批发零售，须接受相关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与外经贸部的双重管理。如果外商投资规模较大，还需报请计划经济委员会审批。于是，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对外商进行的非职能部门的管理。
（2）阻止企业竞争，限制外资准入领域。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它有关规定，政府有权
指定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区。我国政府将投资领域划分为三类，即鼓励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领域一般均为难以获利的领域，如农业、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反，对进入电信、银行、保险、批发零售业、专业服务等易获利领域进行限制，甚至禁入。为了阻止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竞争，对一些国内生产能力饱和的领域也限制外资进入。政府这种根据资本来源划分企业类型并管理投资准入领域的作法与国民待遇原则严重背离，是阻碍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的直接障碍。
（3）提出种种附加要求。
我国企业除承担纳税任务外，还须承担许多社会义务，如安排复员军人、残疾人就业等，而对外资企业政府提出了更多的附加要求。如当地人员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外汇管制要求、出口实绩要求、技术转让要求、当地股份要求、雇用劳动力要求等，企图利用企业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对外资企业的开业条件，贷款条件、获取许可证配额条件的要求也高于其它企业。由此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负担，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虽然在新修改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对有关要求进行了部分删除，但同时在新近开放的经济领域，其附加要求仍大量存在。
3．缺乏仲裁机构与国际仲裁机制
外商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难免不与中方国有企业、消费者、有关政府甚至有关法律发生矛盾。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矛盾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可以由法院裁决，一般性纠纷可由政府仲裁。但也存在例外情况，包括：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中国承认的国际上通用的法律法则
和有关承诺相矛盾且损害了外商投资者利益的。如我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缴纳所得税率与国内企业所缴纳税率不完全一样，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通常是根据企业利润率、利润规模确定为不同税率，最高为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皆为33%（除去优惠税率部分，仅指一般情况）；
（2）中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该决定虽然不违背我国法律
但明显不合理且损害外资方利益的；
（3）由于文化差异而得不到公正解决的纠纷。这些矛盾与纠
纷实质上是外资方同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作为弱势的外资方迫切需要进行公正的国际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国际仲裁机构之前，公正地解决外资方与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较小。
4．歧视性环境
严格意义讲外资企业是一类资金来源于境外的中国企业，它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一样，履行着纳税义务，因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观念上，均不应对其另眼看待，更不应对其进行歧视。但目前歧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主要有：
（1）以保护民族工业、幼稚工业为由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保护国有企业的政策。在我国普遍地将外资企业产品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等同于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即将外资企业产品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产品等同于进口产品。因此，很轻易地将世贸组织容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作法，作为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民族幼稚产业政策的基础。其实，这是由于并未真正理解世贸组织相关规定的实质所致。利用较高的关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是为避免这些产业消亡或发展不充分而造成税收和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已经上缴了税费、雇用工人，也就不存在对其限制的理由。相反越是发展薄弱的经济领域和目前效率低下的领域均应鼓励其进入，以增加税收与就业，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发展。
（2）歧视性收费。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对外企和外国人收取高于国企和本国公民用费的作法，甚至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如土地价格）也有相同问题。由此造成经济意义并不大但外资方心里上难以接受的歧视性收费问题。
（3）透明度歧视。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经济贸易领域政策信息缺乏透明度问题。 由于外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这点明显不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而且由于与政府各部门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对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行政依据及相关信息知之甚少，而对一些变更的规定的了解常常滞后，造成透明度歧视。
由于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引进外资领域存在不完善实属必然。对此应进行充分讨论并逐步完善。上述问题是全国性问题但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政策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取得了明显效果。可见，目前存在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个人简历：王云芳（1971.1－），女，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文照系，内蒙古兴安盟党校法学副教授，从事民商法方向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浙江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司〔2011〕55号


各市、县（市、区）司法局：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司法部《关于印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司发通〔2000〕134号）要求，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始脱钩改制，一些具备条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脱钩改制的要求逐步转为合伙制的法律服务所。据初步统计，目前全省组织形式明确为合伙制的法律服务所共223家，占法律服务所总数的43%。由于管理制度缺乏，在实际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合伙法律服务所普遍存在章程、合伙协议不健全，合伙人不到位，合伙资金不足，权利义务职责不明确，未按法定程序办理章程、合伙协议、合伙人变更登记等问题，法律风险较大。为切实加强合伙法律服务所的规范运行，促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省厅制定了《浙江省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对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全面、真实地掌握每一家法律服务所的组织形式和内部管理运行情况；已脱钩改制为合伙所的，章程、合伙协议是否健全，合伙人、合伙资金是否到位，是否按照程序办理了变更登记等。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好梳理规范工作。

二、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浙江省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试行）》的要求，依法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各项变更登记手续，建立健全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档案。管理档案不齐全的，应当以此为契机，重新建立健全法律服务所有关档案材料，包括：《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表》、《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副本（复印件）、设立批准文件、章程、合伙协议、合伙资金证明、合伙人身份证明材料、脱钩转制的批准文件或协议等。经批准已脱钩转制的合伙法律服务所，但一直未向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章程、合伙协议等登记手续的，要按规定的程序补办登记。今后有关法律服务所各类变更登记材料、年度考核材料、奖惩材料等，都应当作为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档案，一并整理归档。

三、依法办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变更登记，准确并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副本）的记载事项。合伙法律服务所，其组织形式统一为“普通合伙”，并标注合伙人名单。

四、合伙法律服务所不符合《浙江省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试行）》基本条件的，应当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基本条件的，应当予以解散。

五、其他组织形式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志愿要求转制为合伙法律服务所的，可按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意见》、《浙江省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施行）》等要求办理。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做好引导工作，促使符合条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依法明确组织形式，明晰权利义务，防止法律风险。

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请及时反馈省厅律师管理处。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浙江省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试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监督和管理，促进改制后合伙法律服务所规范运行，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59号令）、《关于印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司发通〔2000〕134号）等有关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已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其组织形式已改制为合伙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第三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由合伙人依照章程和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法律服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四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依法独立开展业务活动，加强内部管理和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行为的监督，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及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指导和监督。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接受合伙法律服务所的管理和监督。

二、合伙法律服务所的基本条件

第六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书面合伙协议；

（三）有三名以上符合条件的合伙人；

（四）有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七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负责人，应当从本所合伙人中经全体合伙人选举产生。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负责人对外代表基层法律服务所，其职责由章程和合伙协议约定。

第八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律服务所的名称和住所；

（二）法律服务所的宗旨；

（三）组织形式；

（四）合伙人的姓名、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五）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变更程序；

（六）法律服务所决策、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责；

（七）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八）法律服务所有关执业、收费、财务、分配等主要管理制度；

（九）法律服务所解散的事由、程序以及清算办法；

（十）章程的解释和修改程序；

（十一）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法律服务所章程的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法律服务所章程自登记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 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合伙人，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码、居所地、执业经历等；

（二）合伙人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四）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变更程序；

（五）合伙人会议的职责、议事规则等；

（六）合伙人收益分配及债务承担方式；

（七）合伙人入伙、退伙及除名的条件和程序；

（八）合伙协议的解释和修改程序；

（九）合伙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方法和程序，违反合伙协议承担的责任；

（十）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合伙协议的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合伙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并签名，自登记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三、合伙人

第十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合伙人，是指参与合伙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并对合伙法律服务所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第十一条 合伙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书；

（二）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

（三）担任合伙人之前三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四）在本所专职从事基层法律服务执业。

第十二条 合伙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合伙人会议，行使表决权；

（二）推选或者被推选为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

（三）提请修改合伙协议、基层法律服务所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

（四）监督合伙人会议决议的执行，监督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活动；

（五）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退出合伙；

（六）依照合伙协议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

（七）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三条 合伙人承担以下义务：

（一）依照合伙协议履行相关监督和管理职责；

（二）遵守合伙协议、基层法律服务所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

（三）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决议；

（四）对本所聘用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对其执业活动实施检查和监督；

（五）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六）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四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吸收新合伙人，应当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并签订书面协议。

第十五条 合伙人退出合伙，应当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合伙协议没有约定提出退伙时间要求的，退伙人应当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与退伙人办结退伙事宜。

第十六条 合伙人违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情节严重，或者因其有过错给基层法律服务所造成重大损失的，合伙人会议可以依照合伙协议将其除名。

合伙人退出合伙或者被除名的，有权取得合伙协议约定的财产份额及其他财产收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十七条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其合法继承人有权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取得被继承人死亡时在合伙法律服务所中应当分得的财产份额及其他财产收益。



四、内部管理

第十八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设立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的形式、召集方式和表决办法等由合伙协议约定。

第十九条 合伙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本所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推选本所主任；

（三）制定本所的内部管理制度；

（四）审议本所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五）审议本所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结算报告、收益分配方案及重大开支事项；

（六）决定合伙人的入伙、退伙及除名；

（七）审议对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奖励和处分；

（八）修改章程、合伙协议；

（九）决定本所的变更、终止；

（十）其他需要提交审议的重要事项。

第二十条 合伙人会议应当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召集方式、议事规则和程序、表决办法，决定和处理本所重大事务。

合伙人会议的决议以及审议、表决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记载，并由出席会议的合伙人签字。

第二十一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日常管理机构，负责执行合伙人会议决议，管理基层法律服务所日常事务。

第二十二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依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以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并报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二十三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统一管理内部事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放弃对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承办法律事务，应当统一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统一收取服务费用和办案费用。

合伙人及聘用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私自收取服务费用和办案费用。

第二十五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受理法律事务时，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避免利益冲突。

第二十六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聘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签订聘用合同，并为聘用人员办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第二十七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建立业务学习培训、职业道德教育、服务质量监督、重大案件研究、年度总结考核、执业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

第二十八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建立投诉查处制度。对于违反本所章程和管理制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开除等处分。

第三十条 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共同财产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管理，未经合伙人会议决定，不得分割、挪用、处置。

第三十一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向司法行政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总结、业务统计报表等。

五、变更和终止

第三十二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合伙人、执业场所，应当经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登记机关审核，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十三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二）合伙协议中约定的终止事由出现的；

（三）合伙人会议决定解散的；

（四）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自终止事由发生后，不得受理新的业务。尚未办结的法律事务，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委托人协商解决。

第三十五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成立清算机构进行清算。

清算机构由全体合伙人组成，也可由合伙人会议指定人员担任清算人。

第三十六条 清算机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清理合伙法律服务所的财产，编制财务清算报表和财产清单，处理未了结的事务，清理债权债务，处置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等事宜。

第三十七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清偿所有债务后，对剩余的财产，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进行分配。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对剩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清算结束后，清算机构应当编制清算报告，并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合伙法律服务所的清算工作进行监督。

第三十九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清算结束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向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经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登记机关审核，办理注销手续：

（一）注销申请书；

（二）合伙人会议决议；

（三）向社会公告的证明；

（四）清算报告；

（五）财务审计报告；

（六）税务登记注销证明；

（七）银行帐户注销证明；

（八）本所执业证书；

（九）本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者的执业证书；

（十）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合伙法律服务所在提交注销申请材料的同时，应当将本所的业务档案、财务账簿、印章移交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六、附 则

第四十条 合伙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执业监督、违规处理等其他有关管理事项，按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等办理。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