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公共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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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个性的分析与探讨

刘成江


　　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难免要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现实主义法学家Jerome Frank（弗兰克）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1]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2]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3]，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大陆法系的法官，处在成文法的文化氛围中，其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之促进，不如英美法系法官这是事实。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的推进作用仍不可低估。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法官的个性与正义：“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4]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5]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6]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 “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对于掌握权力者而言，仅仅靠他的内心约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心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其抑制不良诱惑的威力。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对法官的人格寄予了神话般的希望，但是法官却并不因此而成为圣人，法官和任何普通公民一样，有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对法官的约束就不能仅仅通过其内心的约束，而是还必须通过来自法官外部的约束，这就是程序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官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来自于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的知识分子，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司法官吏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屡腐，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约机制。
　　程序制约是防止司法主观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程序制约，就是通过程序要件的满足，通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形成对程序结果的制作者的外部约束，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这种程序要件的满足，具体包括：第一，凡是利益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参与程序结果的形成过程的权利；第二，程序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权利相同，义务对等，谁也不享有优于对方的诉讼地位；第三，制作程序结果的裁判者应当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当偏袒程序的任何一方；第四，法官的裁决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他在审判活动之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之上；第六，法官的裁判必须以程序的各方参与者在程序中所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将一方或多方参与者的观点和证据任意地加以排除；第七，裁判者应当实现完全的个人独立，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与程序处理结果无关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除非有法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程序应当完全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程序结果的制作过程；第九，裁判者应当为其制定的程序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就是在裁判中详尽地说明判决的理由；等等。很显然，程序要件的满足要求程序的参与者通过平等地行使权利来实现对法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排除一切来自凌驾于程序之上的权力，也排除一切来自程序之外的干扰。
　　实现司法公开，实现对法官司法权力的制约，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及完善诉讼程序。只有当法官素质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而诉讼程序也有了长足进步的时候，才可以指望“公平如大水滚滚，正义如大河滔滔”的法治局面的出现。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正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屈茂辉 佘佐鹏.论法官自由裁量权[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秋季号).
[4] 尹志学.分权制衡与现代法治——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J].法律科学.1998.(4).
[5] 朱义坤.法律专业英语[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P38.另参见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兼谈对司法本质的认识[J].法律科学.1999.(4).
[6] 石文龙.论法官与良知[N].人民法院报.2002-10-31.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


（1999年1月4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9〕2号文件公布；2004年6月2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2008年3月31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14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以及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林业、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分别是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共同负责两栖类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委托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实施。

工商、城建、环保、价格、食品药品监管、商业、外贸、交通、邮政、海关、公安等部门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国务院和辽宁省政府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以下简称有价值的野生动物），以辽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名录为准。

第二章　保护

第六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辽宁省政府制定的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方案，每10年进行一次野生动物普查，并建立资源档案，为制定全市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等野生动物集中的栖息地、繁殖地为禁猎区。

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野生动物资源情况和繁殖期，规定禁猎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野生动物，不得在禁猎区内毁巢、取卵以及实施其他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

第八条 在自然保护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者修建工程设施的，应经市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调查处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伤病、饥饿、迷途、被困的野生动物，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当地政府可以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承担伤病、饥饿、迷途和被困以及被没收的野生动物的接收、救护、饲养、放生等工作。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只许采取驱赶防范措施，不准伤害、捕杀。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经济损失，经调查属实确需补偿的，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一条 外地进入本市的非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但属于外地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辽宁省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管理。

第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及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保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资源。

每年12月为全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22日至4月28日为全市爱鸟周。

第三章　驯养繁殖和猎捕

第十三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下列规定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

（一）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属于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需要变更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或者需要终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在变更或终止前30日内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经批准终止和因违反规定而被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加强对其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管理，防止出逃或者因患病形成疫情。因管理不善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经济损失的，由驯养繁殖的单位或个人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所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十七条 因科学考察、驯养繁殖、医药生产、宣传展览等，确需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八条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持有市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实行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含狩猎俱乐部）的，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狩猎场所使用枪支须经市公安部门批准。

第四章　经营利用

第二十条禁止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出售、收购、利用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第二十一条 宾馆、饭店、酒楼、餐厅、招待所和个体饮食摊档等，不得擅自宰杀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得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名称作菜谱招徕顾客。

第二十二条 在我市经营利用外地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从外地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到我市，必须持当地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或准运证，到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经营利用进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进出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有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市的，凭特许猎捕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公安、交通、邮政等部门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对非法运输、携带、邮寄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予扣留，并及时移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海关对非法进出境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依法扣押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倒卖、转让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准运证等有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二）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发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有功的；

（四）在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五）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得显著效益的；

（六）在基层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20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七）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捕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二）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5至8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收缴狩猎证，没收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2至5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四）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并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标准处罚；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2倍以下的标准处罚。

（五）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或出售野生动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野生动物，收缴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可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六）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准运证的，收缴证件（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利用、运输、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管权限，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