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邮电局强制用户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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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邮电局强制用户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邮电局强制用户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我区巴州邮电局在经营中是否构成限制竞争行为的请示》（新工商公字〔1999〕29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邮电局利用公用企业的优势地位，对用户已由其他经营者安装调试正常的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采取不予批准的方式强制用户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含服务）的行为，排挤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也损害了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和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限制竞争行为，应当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99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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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从人身危险性到需要差异性
——试从人类学视角观察
宋立军
内容摘要：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是什么？这是行刑个别化理论与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依传统观念，人身危险性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但是，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一定的质疑。特别是不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唯一的根据的观点，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人们不得不寻求一个相对科学并能涵盖包括人身危险性在内的行刑个别化根据说。在综合分析各种行刑个别化根据说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作者认为“需要差异性”可以成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从个体、社会和监狱三方表现出来，并决定着行刑个别化的方向和任务。行刑个别化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满足差异性需要，特别是满足罪犯个体差异性需要。
关键词：行刑个别化 需要差异性 文化
行刑个别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内容之一。一般认为，刑罚个别化原则由德国学者瓦尔伯格率先于1869 年提出，随后法国学者雷蒙•萨雷伊(Raymond Saleilles) 于1898 年在其所著《刑罚个别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并将其“区分为法律上的个别化、司法上的个别化和行政上的个别化。” [1]500换句话说，刑罚的个别化包含三重内容：立法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对于刑罚个别化赞成者有之，代表人物如翟中东先生；[2]对刑罚个别化持否定态度的有之，代表人物如邱兴隆先生。[3]
行刑个别化的问题，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本文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行刑个别化根据进行重新审视和解剖。
一、“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反思
（一）行刑个别化的概念
目前，对于行刑个别化的概念界定很不成熟，大体有以下几种表述：
1、行刑个别化，是指监狱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确认的一项行刑活动原则，即监狱为了获得预期的行刑司法效果，基于罪犯人身危险性、主观构成样态和改造难易程度的不同，对罪犯因人施教、对症下药，施予不同程度、内容、方法和时间的改造。[4]
2、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的需要而给予个别处遇。[5]
3、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出于个别预防的目的，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遇措施。[6]
在这些概念中，“人身危险性”是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几乎都将行刑个别化的根据确定为人身危险性。
（二）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合理因素
刑罚个别化的根据是人身危险性普遍为目前理论界所公认。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在于人身危险性，这是由刑罚个别化的根据乃人身危险性这一论断自然推导出的结论。
从报复刑到严格的罪刑法定，再到近代刑罚个别化，这无疑是刑罚理论的重大进步。一般认为，刑罚个别性根据是人身危险性。对此，对刑罚个别化有专门研究的翟中东先生曾对此进行总结和归纳：
龙勃罗梭是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龙勃罗梭在他的名著《犯罪人论》中并未明确提出刑罚个别化，但是其对刑罚制定与适用的基本主张充分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他主张对不同的犯罪人应当采取不同的刑事对策。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也认为决定犯罪的原因除了人类学因素，还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是他显然非常重视犯罪的人类因素。菲利明确将刑罚的个别化的出发点定在预防犯罪上，即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根据预防犯罪的需要适用刑罚。而与龙勃罗梭和菲利同被公认为现代犯罪学的创始人的加罗法洛则主张，刑罚应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一致。加罗法洛是自然犯罪的提出者。所谓自然犯罪，是相对于法律上的犯罪概念而言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独立于某个时代、环境和立法者观点之外的犯罪。根据加罗法洛的理论，“自然倾向”应当理解为行为人丧失怜悯与道德情感的程度，即人身危险性。在加罗法洛的理论中，刑罚的方式包括绝对消除、相对消除与赔偿。实现绝对消除的方式是死刑；实现相对消除的方式有放逐到孤岛、终身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监禁在收容所、强制在公共企业中劳动。对“不法行为者犯罪的自然倾向”的把握离不开对犯罪人的分类。加罗法洛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他将犯罪人分为谋杀犯、暴力犯、缺乏正直感的罪犯、色情犯等。将暴力犯分为杀人犯、严重侵犯人身或道德的罪犯、少年犯、仅缺乏道德修养或约束的罪犯；将缺乏正直感的罪犯分为天生的和习惯性的罪犯以及非习惯性的罪犯。在他的《犯罪学》一书中，他提出合理的刑罚体系的构想：对谋杀犯适用死刑；对天性倾向杀戮的暴力犯和习惯性的盗贼要放逐于孤岛；对习惯性的盗贼或职业盗贼应当适用终身拘留；对属于累犯但不是职业犯的盗贼与伪造者、属于暴力犯的危险犯和色情犯，可以适用不确定期限的拘留；对于因游手好闲、无感情、流浪而犯罪的非累犯，可以强制其劳动。对于不是前述的有支付能力的非危险性的暴力犯与非累犯，可以判决其强制赔偿。[7] 43-44
翟中东先生通过回顾，指出刑罚个别化的人身危险根据说的历史由来。一些人顺着他的思路撰文指出： “从行刑上说，人身危险性的意义更具有直接现实性。行刑的目的在于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行刑机关要全面贯彻教育改造的刑罚方针，要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施以个别化的处罚方式，不仅要考虑犯罪前、中、后的表现，尤其要考虑犯罪人的素质特性，力争使其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再实施犯罪行为。”[8]
（三）非“人身危险性根据说”
1、“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要从法学和事实两个层面去把握。
尽管翟中东先生在刑罚个别化上基本持“人身危险性根据说”，但他并未因此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他在《刑罚个别化研究》一书中说，这种观点值得反思。他指出：不定期刑的发展与衰落历程表明，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根据是可以的，但是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则是不正确的。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意味着刑罚执行必须根据人身危险性进行，而且只能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这样，刑罚执行，乃至刑罚本身，决定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其结果是使刑罚与犯罪、责任脱离，损害刑罚正义。那么什么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呢？他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一是法学层面上的根据。法学层面上的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是哲学层面上的刑罚个别化根据的具体化，是对刑罚报应需要与预防需要的展开。从法学层面看，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主要是惩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方面的需要。惩罚犯罪者体现刑罚的报应需要，而矫正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体现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二是事实层面上的根据。由于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是刑罚执行个别化法学层面上的根据的扩展，所以能够体现惩戒罪犯需要、体现改造罪犯需要、剥夺罪犯犯罪能力需要、促进罪犯适应社会需要的事实都可以成为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事实层面上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包括：犯罪人所判刑罚及执行期限、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犯罪方法及犯罪对象等体现其可责性的事实、犯罪性质、犯罪人的年龄、性别、犯罪人人格情况等。[9] 175-176.198-199因而，他将行刑个别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刑罚执行个别化，就是指在刑罚执行机关刑罚执行中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责难的情况与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以促进刑罚执行实现刑罚目的。一方面，刑罚执行个别化指刑罚执行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谴责的情况，另一方面，指考虑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如罪犯的犯罪史、罪犯在监狱中的现实表现、罪犯出监再犯的可能情况等等。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刑罚裁判个别化的延伸。”[10]164
2、“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个别公正和个别预防共同构成行刑个别化的根据。
该观点认为：“按照个别公正的要求，刑罚应该考虑犯罪人的意志能力和犯罪原因，不能依据一般大众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犯罪人的意志水平，也不能忽视犯罪原因对犯罪人犯罪的影响程度，更不能从预防的角度加大犯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分量。按照个别预防的要求，刑罚应对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做出综合评估，并据此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防止再犯并防卫社会的目的。但个别预防也不能无限制，仅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个别预防必然导致刑罚的滥用，侵犯犯罪人的权利，同时也会使一般民众对刑罚产生不安全感。因此，个别预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集中表现为社会需求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对刑罚来说，就是价值设定的界限。如果社会对刑罚的功利需求超出了人们对刑罚的价值期盼和信仰，必然导致人们对刑罚信心的崩溃，从而危害刑罚的根基。因此，可以说，个别预防虽然是有效的，对社会是有利的，但也不能脱离价值的限制和要求，必须以个别公正为基础。”[11]
3、“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其他缺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关于搞好当前煤矿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煤安办字[2001]第10号
今年以来，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煤炭管理部门和各煤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吸取河南洛阳东都商厦“12.25”特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了对煤矿安全工作的领导 ，保持了元旦春节期间全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基本稳定，国有重点煤矿杜绝了10人以上重大事故。一月份，全国煤矿煤炭生产死亡126人，同比减少39人，下降23.64%。 但一些省、自治区事故仍然多发；乡镇煤矿重特大事故未能得到很好控制；国有重点煤矿和国有地方煤矿事故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特别是进入二月份以来，仅1-6日就发生事故5起，死亡60人，其中10人以上特大事故发生2起，死亡47人。九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为确保“两会”期间煤矿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现就当前煤矿安全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对安全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强化安全第一的意识 ，增强搞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单位安全生产的领导。要认真学习贯彻江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吸取河南洛阳东都商厦“12.25”特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各项安全工作中。 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各级领导要减少外出，加强干部值班和现场跟班，集中精力，抓好安全生产，及时掌握安全情况，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切实搞好“两会”期间煤矿安全生产，维护矿区和社会稳定。
二、抓好煤矿“一通三防”工作，坚决遏制重大瓦斯煤尘事故的发生。各煤炭企业必须健全完善 “一通三防”规章制度以及安全技术责任制，认真落实“一通三防”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对“一通三防”的管理，及时分析、研究、解决“一通三防”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责任明确，制度健全，矿井通风系统稳定可靠。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两个“八条”范畴的煤矿，要坚决予以关闭或停产整顿，通过狠抓煤矿“一通三防”工作，坚决遏制特别重大事故，努力减少10人以上特大事故的发生。
三、 突出安全工作重点，强化对事故多发重点地区和重点煤炭企业的安全监察。 对煤矿开采条件差、灾害严重、基础工作薄弱、“一通三防”问题严重，以及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事故多发的重点地区和煤炭企业，有关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要重点进行监察，督促和帮助其加强安全工作，搞好安全生产。同时要强化对小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监察，坚决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小煤矿和矿办小井，消灭事故源。
四、加强安全管理，深入开展反“三违”、反事故活动。煤炭企业必须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企业的法人代表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必须将企业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起领导责任。企业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广泛开展反“三违”、反事故活动，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和宣传，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努力提高广大职工安全技术业务素质和自主保安意识，搞好煤矿安全生产。
五、严格监督检查，搞好节后矿井的安全验收工作和事故隐患的督促整改工作。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对节后恢复生产的矿井要进行一次全面安全监察，凡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不得恢复生产。针对目前煤炭销售形势好转的情况，要加强对煤矿生产组织情况的监察，按照“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坚决制止和查处超能力突击生产的现象。在全面加强安全监察工作的同时，要对春节前煤矿安全检查中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逐一进行监察，对限期内整改不合格的，继续停产整顿，并严格按照《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六、加大事故查处力度，抓好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按照《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煤矿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做好2000年以来事故的结案批复工作，愈期不结案的要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要切实加大事故查处力度，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认真进行事故调查，严肃查处事故责任者，对重大事故典型案例和隐瞒事故的典型事例要坚决一查到底，严肃法纪，决不姑息迁就。要建立事故曝光制度和事故举报制度。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定期发布安全信息，公布重大事故发生情况和事故查处情况；设立事故举报电话，受理对煤矿事故的举报，接受群众对煤矿事故的监督。
七、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确保“两会”期间煤矿安全生产。春季是煤炭生产的旺季，也是事故多发季节。为此，国家局决定从2月中旬起在全国煤矿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消灭事故隐患，确保“两会”期间安全生产。2月中旬起各煤炭企业组织自查，2月下旬各省局组织抽查，国家局组织重点检查。安全检查的重点是：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吸取河南洛阳东都商厦“12.25”特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的情况；煤矿“一通三防”、防治重大瓦斯煤尘事故措施的落实情况；事故查处和事故调查结案工作情况；煤矿停开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3月20日前，各省局将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总结报国家局。
二00一年二月七日
——试从人类学视角观察
宋立军
内容摘要：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是什么？这是行刑个别化理论与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依传统观念，人身危险性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但是，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一定的质疑。特别是不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唯一的根据的观点，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人们不得不寻求一个相对科学并能涵盖包括人身危险性在内的行刑个别化根据说。在综合分析各种行刑个别化根据说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作者认为“需要差异性”可以成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从个体、社会和监狱三方表现出来，并决定着行刑个别化的方向和任务。行刑个别化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满足差异性需要，特别是满足罪犯个体差异性需要。
关键词：行刑个别化 需要差异性 文化
行刑个别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内容之一。一般认为，刑罚个别化原则由德国学者瓦尔伯格率先于1869 年提出，随后法国学者雷蒙•萨雷伊(Raymond Saleilles) 于1898 年在其所著《刑罚个别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并将其“区分为法律上的个别化、司法上的个别化和行政上的个别化。” [1]500换句话说，刑罚的个别化包含三重内容：立法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对于刑罚个别化赞成者有之，代表人物如翟中东先生；[2]对刑罚个别化持否定态度的有之，代表人物如邱兴隆先生。[3]
行刑个别化的问题，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本文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行刑个别化根据进行重新审视和解剖。
一、“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反思
（一）行刑个别化的概念
目前，对于行刑个别化的概念界定很不成熟，大体有以下几种表述：
1、行刑个别化，是指监狱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确认的一项行刑活动原则，即监狱为了获得预期的行刑司法效果，基于罪犯人身危险性、主观构成样态和改造难易程度的不同，对罪犯因人施教、对症下药，施予不同程度、内容、方法和时间的改造。[4]
2、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的需要而给予个别处遇。[5]
3、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出于个别预防的目的，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遇措施。[6]
在这些概念中，“人身危险性”是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几乎都将行刑个别化的根据确定为人身危险性。
（二）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合理因素
刑罚个别化的根据是人身危险性普遍为目前理论界所公认。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在于人身危险性，这是由刑罚个别化的根据乃人身危险性这一论断自然推导出的结论。
从报复刑到严格的罪刑法定，再到近代刑罚个别化，这无疑是刑罚理论的重大进步。一般认为，刑罚个别性根据是人身危险性。对此，对刑罚个别化有专门研究的翟中东先生曾对此进行总结和归纳：
龙勃罗梭是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龙勃罗梭在他的名著《犯罪人论》中并未明确提出刑罚个别化，但是其对刑罚制定与适用的基本主张充分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他主张对不同的犯罪人应当采取不同的刑事对策。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也认为决定犯罪的原因除了人类学因素，还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是他显然非常重视犯罪的人类因素。菲利明确将刑罚的个别化的出发点定在预防犯罪上，即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根据预防犯罪的需要适用刑罚。而与龙勃罗梭和菲利同被公认为现代犯罪学的创始人的加罗法洛则主张，刑罚应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一致。加罗法洛是自然犯罪的提出者。所谓自然犯罪，是相对于法律上的犯罪概念而言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独立于某个时代、环境和立法者观点之外的犯罪。根据加罗法洛的理论，“自然倾向”应当理解为行为人丧失怜悯与道德情感的程度，即人身危险性。在加罗法洛的理论中，刑罚的方式包括绝对消除、相对消除与赔偿。实现绝对消除的方式是死刑；实现相对消除的方式有放逐到孤岛、终身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监禁在收容所、强制在公共企业中劳动。对“不法行为者犯罪的自然倾向”的把握离不开对犯罪人的分类。加罗法洛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他将犯罪人分为谋杀犯、暴力犯、缺乏正直感的罪犯、色情犯等。将暴力犯分为杀人犯、严重侵犯人身或道德的罪犯、少年犯、仅缺乏道德修养或约束的罪犯；将缺乏正直感的罪犯分为天生的和习惯性的罪犯以及非习惯性的罪犯。在他的《犯罪学》一书中，他提出合理的刑罚体系的构想：对谋杀犯适用死刑；对天性倾向杀戮的暴力犯和习惯性的盗贼要放逐于孤岛；对习惯性的盗贼或职业盗贼应当适用终身拘留；对属于累犯但不是职业犯的盗贼与伪造者、属于暴力犯的危险犯和色情犯，可以适用不确定期限的拘留；对于因游手好闲、无感情、流浪而犯罪的非累犯，可以强制其劳动。对于不是前述的有支付能力的非危险性的暴力犯与非累犯，可以判决其强制赔偿。[7] 43-44
翟中东先生通过回顾，指出刑罚个别化的人身危险根据说的历史由来。一些人顺着他的思路撰文指出： “从行刑上说，人身危险性的意义更具有直接现实性。行刑的目的在于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行刑机关要全面贯彻教育改造的刑罚方针，要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施以个别化的处罚方式，不仅要考虑犯罪前、中、后的表现，尤其要考虑犯罪人的素质特性，力争使其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再实施犯罪行为。”[8]
（三）非“人身危险性根据说”
1、“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要从法学和事实两个层面去把握。
尽管翟中东先生在刑罚个别化上基本持“人身危险性根据说”，但他并未因此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他在《刑罚个别化研究》一书中说，这种观点值得反思。他指出：不定期刑的发展与衰落历程表明，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根据是可以的，但是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则是不正确的。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意味着刑罚执行必须根据人身危险性进行，而且只能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这样，刑罚执行，乃至刑罚本身，决定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其结果是使刑罚与犯罪、责任脱离，损害刑罚正义。那么什么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呢？他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一是法学层面上的根据。法学层面上的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是哲学层面上的刑罚个别化根据的具体化，是对刑罚报应需要与预防需要的展开。从法学层面看，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主要是惩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方面的需要。惩罚犯罪者体现刑罚的报应需要，而矫正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体现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二是事实层面上的根据。由于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是刑罚执行个别化法学层面上的根据的扩展，所以能够体现惩戒罪犯需要、体现改造罪犯需要、剥夺罪犯犯罪能力需要、促进罪犯适应社会需要的事实都可以成为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事实层面上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包括：犯罪人所判刑罚及执行期限、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犯罪方法及犯罪对象等体现其可责性的事实、犯罪性质、犯罪人的年龄、性别、犯罪人人格情况等。[9] 175-176.198-199因而，他将行刑个别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刑罚执行个别化，就是指在刑罚执行机关刑罚执行中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责难的情况与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以促进刑罚执行实现刑罚目的。一方面，刑罚执行个别化指刑罚执行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谴责的情况，另一方面，指考虑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如罪犯的犯罪史、罪犯在监狱中的现实表现、罪犯出监再犯的可能情况等等。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刑罚裁判个别化的延伸。”[10]164
2、“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个别公正和个别预防共同构成行刑个别化的根据。
该观点认为：“按照个别公正的要求，刑罚应该考虑犯罪人的意志能力和犯罪原因，不能依据一般大众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犯罪人的意志水平，也不能忽视犯罪原因对犯罪人犯罪的影响程度，更不能从预防的角度加大犯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分量。按照个别预防的要求，刑罚应对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做出综合评估，并据此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防止再犯并防卫社会的目的。但个别预防也不能无限制，仅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个别预防必然导致刑罚的滥用，侵犯犯罪人的权利，同时也会使一般民众对刑罚产生不安全感。因此，个别预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集中表现为社会需求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对刑罚来说，就是价值设定的界限。如果社会对刑罚的功利需求超出了人们对刑罚的价值期盼和信仰，必然导致人们对刑罚信心的崩溃，从而危害刑罚的根基。因此，可以说，个别预防虽然是有效的，对社会是有利的，但也不能脱离价值的限制和要求，必须以个别公正为基础。”[11]
3、“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其他缺陷
关于搞好当前煤矿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关于搞好当前煤矿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煤安办字[2001]第10号
今年以来，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煤炭管理部门和各煤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吸取河南洛阳东都商厦“12.25”特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了对煤矿安全工作的领导 ，保持了元旦春节期间全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基本稳定，国有重点煤矿杜绝了10人以上重大事故。一月份，全国煤矿煤炭生产死亡126人，同比减少39人，下降23.64%。 但一些省、自治区事故仍然多发；乡镇煤矿重特大事故未能得到很好控制；国有重点煤矿和国有地方煤矿事故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特别是进入二月份以来，仅1-6日就发生事故5起，死亡60人，其中10人以上特大事故发生2起，死亡47人。九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为确保“两会”期间煤矿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现就当前煤矿安全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对安全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强化安全第一的意识 ，增强搞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单位安全生产的领导。要认真学习贯彻江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吸取河南洛阳东都商厦“12.25”特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各项安全工作中。 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各级领导要减少外出，加强干部值班和现场跟班，集中精力，抓好安全生产，及时掌握安全情况，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切实搞好“两会”期间煤矿安全生产，维护矿区和社会稳定。
二、抓好煤矿“一通三防”工作，坚决遏制重大瓦斯煤尘事故的发生。各煤炭企业必须健全完善 “一通三防”规章制度以及安全技术责任制，认真落实“一通三防”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对“一通三防”的管理，及时分析、研究、解决“一通三防”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责任明确，制度健全，矿井通风系统稳定可靠。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两个“八条”范畴的煤矿，要坚决予以关闭或停产整顿，通过狠抓煤矿“一通三防”工作，坚决遏制特别重大事故，努力减少10人以上特大事故的发生。
三、 突出安全工作重点，强化对事故多发重点地区和重点煤炭企业的安全监察。 对煤矿开采条件差、灾害严重、基础工作薄弱、“一通三防”问题严重，以及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事故多发的重点地区和煤炭企业，有关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要重点进行监察，督促和帮助其加强安全工作，搞好安全生产。同时要强化对小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监察，坚决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小煤矿和矿办小井，消灭事故源。
四、加强安全管理，深入开展反“三违”、反事故活动。煤炭企业必须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企业的法人代表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必须将企业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起领导责任。企业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广泛开展反“三违”、反事故活动，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和宣传，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努力提高广大职工安全技术业务素质和自主保安意识，搞好煤矿安全生产。
五、严格监督检查，搞好节后矿井的安全验收工作和事故隐患的督促整改工作。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对节后恢复生产的矿井要进行一次全面安全监察，凡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不得恢复生产。针对目前煤炭销售形势好转的情况，要加强对煤矿生产组织情况的监察，按照“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坚决制止和查处超能力突击生产的现象。在全面加强安全监察工作的同时，要对春节前煤矿安全检查中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逐一进行监察，对限期内整改不合格的，继续停产整顿，并严格按照《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六、加大事故查处力度，抓好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按照《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煤矿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做好2000年以来事故的结案批复工作，愈期不结案的要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要切实加大事故查处力度，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认真进行事故调查，严肃查处事故责任者，对重大事故典型案例和隐瞒事故的典型事例要坚决一查到底，严肃法纪，决不姑息迁就。要建立事故曝光制度和事故举报制度。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定期发布安全信息，公布重大事故发生情况和事故查处情况；设立事故举报电话，受理对煤矿事故的举报，接受群众对煤矿事故的监督。
七、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确保“两会”期间煤矿安全生产。春季是煤炭生产的旺季，也是事故多发季节。为此，国家局决定从2月中旬起在全国煤矿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消灭事故隐患，确保“两会”期间安全生产。2月中旬起各煤炭企业组织自查，2月下旬各省局组织抽查，国家局组织重点检查。安全检查的重点是：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吸取河南洛阳东都商厦“12.25”特大火灾事故的沉痛教训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的情况；煤矿“一通三防”、防治重大瓦斯煤尘事故措施的落实情况；事故查处和事故调查结案工作情况；煤矿停开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3月20日前，各省局将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总结报国家局。
二00一年二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