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中央及地方预算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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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3月27日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0年8月25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五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云南省西南部的边疆县。是傣族拉祜族佤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傈僳族、景颇族、彝族、回族、白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孟连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贯彻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如有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后，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山区实行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和扶持帮助的方针，使之尽快脱贫致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民族政策的教育。发扬各民族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
优良传统。增强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立、自强精神。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各族人民加强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经济罪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禁止残害双胎婴儿、诽谤他人为“琵琶鬼”
以及吸食毒品等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各民族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诽谤、诬告和陷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和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团体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傣族拉祜族佤族成员所占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并且应当有傣族拉祜族佤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傣族拉祜族佤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所占比例应逐步达到三分之二。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正职或者副职领导成员中，至少配备一名傣族拉祜族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尽量配备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社会的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接受人民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汉语文、傣语、拉祜语、佤语。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傣文、拉祜文、佤文。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傣族拉祜族佤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其他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有傣族拉祜族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法律文书使用汉文。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傣文、拉祜文和佤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发热区资源，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建立粮食、甘蔗、橡胶、茶叶、紫胶、果、林、畜、禽、菜、渔和南药商品生产基地，并根据需要组织产、供、销和技术等系列化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的、适用的科学技术，提高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自治县坚决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承包地和责任山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单位和个人建设用地应依法申报审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统一规划，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鼓励集体、联户或个人开发荒地、河滩造田造地，谁开发谁受益，依法保护其使用权。
责任山由承包者长期经营管理。农户在自留地、自留山、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果木等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长期不变。
农民的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自治县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做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承包地要收回调整。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决贯彻执行森林法，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积极发展林业生产和木材加工业，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禁止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坚持凭证采伐。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重视绿化、美化工作，提倡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木、培植花草、美化环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植物资源、严格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和植物。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农村发展畜牧业。实行以私有私养为主，长期不变的方针。有条件的乡、镇、社提倡办牧场，发展畜牧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山牧场建设，建立疫病防治、良种培育、饲料加工、产品运输的服务体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加强牲畜检疫工作。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强对河流、水库、坝塘、沙滩、水面等资源的管理。积极发展水产养殖业。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以发展食品、制糖、林产品、畜产品为主的加工工业。积极发展电、建筑、建材、煤、农机修造业和民族手工业。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事业。在国家扶持下实行民工建勤、民办公助的方针，加强山区乡村公路的建设和管理，搞好民间运输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贫困地区作为扶持的重点，实行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扶持帮助的方针，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批治理。在建设项目、资金投放、物资供运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并且大力培养当地生产需要的各种技术人员，使各民族人民能够利用本地自然资
源优势，尽快脱贫致富。
自治县在国家规定的原则下，对在边远地区工作的国家干部职工实行优惠待遇。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且在税收、信贷、物资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经营管理和产品运输上给予帮助。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保护自治县的自然资源。对本地方可以开采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兴办企业；开发资源。并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监督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生态平衡。
第三十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建设或生产时，都必须搞好环境的综合治理、防止污染和公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从实际出发，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实行开放式、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经营，并在原料、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积极参与集市贸易，发展个体运销户和合作商业。鼓励城区坝区人员到山区开办各种服务行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边境管理，发展边境贸易。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鼓励或限制的项目或产品，按国家税收管理体制规定，报经批准执行。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项目，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国家下拔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要按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坚持教书育人、尊师重教、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提倡勤工俭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同时，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努力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有民族文字的民族，可以用本民族文字扫盲。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积极发展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小学，办好普通中学民族班，积极创造条件举办县民族中学。
自治县内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有民族文字的实行双语教学；没有民族文字的用当地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同时都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自治县初中、高中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年龄和分数要适当放宽，对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适当给予生活补助和减费或者免费医疗。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重视教师的在职学习和进修；重视本地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代课教师，有条件时经过考核优先录取为公办教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教师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立一支质量合格的、忠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对政治思想品德好、教育教学效果好和双语教学有显著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其公用部分逐步增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提倡群众献工献料，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自治县经济建设的需要，积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完善农村科技网，加强对粮食、橡胶、茶叶、甘蔗、紫胶、水果、南药、畜牧业和林业等先进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组织科学技术部门无偿或者低偿对贫困山区的各族人民提供生产、生活需要的适用技术服务，做好科技扶贫工作。鼓励科技人员对经济建设项目的生产、经营进行承包和技术承包。
自治县对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推广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重视科学技术培训，积极开办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班，对基层干部、专业户、回乡知青和复员退伍军人进行适用技术培训，为发展商品生产培养人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档案和图书事业，加强文化馆、站、室的建设。广泛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自治县积极发展边境地区和贫困乡镇的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扶持集体放映队和个体放映户，为贫困山区服务。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编写好地方史志。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要加强对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研究和防治，重视妇幼老年保健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加强各乡镇医疗卫生队伍，鼓励医务人员到山区工作；对长期在边远山区工作和成绩显著的医务人员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允许经过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严禁贩卖伪劣药品，禁止利用封建迷信和其他手段诈骗钱财，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边境一线和贫困地区的群众分别情况实行收费、减费或者免费医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掘、整理和运用民族民间医药遗产，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自治县依法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督工作。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出生率，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培养各民族干部。要优先培养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要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可以确定从各民族和农村招收的比例；对招收的当地少数民族人员，条件可适当放宽。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主要在自治县内招收，并且优先招收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职工的培养工作，办好民族干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并且有计划地选送干部、职工到内地学习和进修。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挥外来干部、职工的作用，并且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在职人员安心边疆建设，在国家规定的原则下，对长期在自治县工作的外来干部、职工，在离休、退休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提倡各民族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谅互让、加强民族团结，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自治县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其他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该民族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对于能够熟练掌握当地通用的两种文字或者三种语言的干部、职工，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自治县内散居少数民族享有的权益，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内的傣族拉祜族佤族等民族，有使用自己的姓氏和称谓的自由，禁止任何对民族的歧视和使用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和称谓。
自治县的各民族有互相通婚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五十三条 每年公历6月16日为自治县的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990年8月25日
试论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信息能力及其不对称的效应

杨蕾（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信息能力在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作用，并揭示出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及其危害，最后提出今后应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等方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弊病。
关键词：信息能力 信息不对称

引言
按照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但当我们从“书本上的法律”转向“行动中的法律”的时候，才发现，有人类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交易成本的产生与时空阻隔、人类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有关。从某种层面上讲，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这种交易，充分、有效的信息是理性交易的前提，因此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律师与当事人间的关系，从而对两者间的任何活动产生效应。
一、概述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息能力
1、信息及信息能力
　　学术界对于信息定义的看法不但未能趋向统一，似乎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1972年有一位学者在论文中统计了1959——1971年间关于信息科学的理论，他发现有39种信息的定义，这些定义中除了都有信息概念之外，找不到共同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说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信息定义已超过200个。我国学者在从哲学上考察信息本质时，也是众说纷纭，提出了分布论、属性论、关系论、价值论、表征论等许多不同的观点。无论信息该如何定义，但依现实而言，当今世界是处于知识经济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价值，信息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只有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开发、利用，才能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为人们带来价值，为企业、社会和人类创造财富。这就需要信息的拥有者具有一种能力，来发现信息、整合信息、运用信息……为企业特定的目标服务，并将这些信息提炼、升华为企业独有的知识体系，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并保持竞争优势，这种能力就是信息能力。
　　就信息能力在律师和当事人间关系的作用而言，双方存在着交往行为，理性的交往的平台之一是双方必须进行“平等”的话语（哈贝马斯语），信息互通即为这种平等话语行为创造了可能性，信息能力主要功能在于使双方的决策信息更充分、准确、分布更均匀；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对其自身的信息失灵的克服则侧重于信息对法律的影响，因为法律如果不考虑信息问题，就可能会趋于无效。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忽视。律师与当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基于信息视角进行阐释、处理。所以，在律师与当事人服务关系成立后，都必须具备起码的信息能力，这种能力即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时，需要充分考虑信息问题，可以直面信息问题或绕开信息问题，但不能对其忽视；只要保证具备信息能力，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与双方的交易都能有效，这不仅仅归为一个法律和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既然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则社会化必然使双方需要积极获取大量的信息，本文若将所有信息都一一阐明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故本文仅从律师与当事人双方获取对方信息入手，积极探求信息能力在双方关系中的价值。
　　2、律师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现实中律师的执业活动是“一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实际存在”， 故“一个对社会学知识一无所知的律师是没有竞争力的”。 如果律师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客户的利益，就一定要考虑案件的社会结构。如何获得案件的社会结构，信息就成为其载体。信息能力贯穿于执业活动的若干阶段：从筛选案件；设计费用支出；选择参与案件的人员；决定是否要求庭外调解；选择法官、陪审员、审判地点；设计审判中的策略；当败诉后决定是认罪还是继续上诉等。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可以根据纵向位置来预测和说明法律的量：法律的变化与等级成正比。” ，于是，一般律师在挑选案件时，充分发挥其信息能力，获取当事人的社会分层方面的信息。在同等因素下，社会分层较低的人比较高的人打官司取胜的可能性要小，因此，律师自然会选择代理社会分层较高的当事人。同时，“法律的运动方向预示并解释了法律的量：向下指向的法律多于向上指向的法律”， 这使的律师在搜取信息时，会考虑代理向下指向的原告与向上指向的被告。根据关系距离理论 ，“人们随着他们对他人的生活的参与程度而变化，这种参与程度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所以，律师一旦搜寻到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关系信息，则会选择代理与被告关系距离较远的原告、与原告关系较近的被告。在我国，深受传统社会的伦理精神的浸染，人们往往更多关注道德层面的正义，而忽略法律上的正义。于是，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即会从多渠道掌握当事人信息，利用所谓的“同情弱者”的理论，使自己代理的当事人是可能因为博取社会和法官的同情而胜诉。在律师收取费用时，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是律师的技能之一。我国在1997年取消了1991年的律师收费标准以后，我国的律师收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计时收费、一次性付费、协商收费，根据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提成（又称风险代理）等等。受制于经济发展程度，计时收费往往在大中城市开展得较多，但在较为偏远的乡镇农村则不多见。头脑活络的律师在选择收费方式时，会事先掌握代理事务的信息，根据信息推测案件从法社会学看是不利的，尽管可能获得巨额赔偿，但由于败诉率较高，律师往往会选择不管结果一次性付费方式，而不会选择风险代理。但若案件的社会学和技术方面因素多很强时，律师一般会选择按风险代理方式收费。当然律师搜寻当事人经济、信誉、教育情况等个人信息，也是其代理费用顺利获得的保障，因为当今社会现实，依然有当事人故意拖欠或不给律师代理费的情况。 当然律师需要获取的信息是很多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变量，本文仅仅局限于其获取当事人的信息的一些方面。信息能力使律师在代理时，不仅仅依靠法律原理与执业技术等问题，就可以更清晰更有效的处理好代理事务及与当事人的关系。
　　3、当事人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不但是律师必须具备，当事人要想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值得对其重视。例如，个人或组织在接触律师之前也得掂量一下该纠纷的社会学方面的价值，其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是需要通过信息获知的。通过对案件各种信息的了解，选择是否需要诉讼，这样就可以避免诉讼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结果不合理等情况。同样，信息在当事人挑选律师时尤为重要：年长有经验的律师则会成为首选。而事业刚刚起步---尤其是女律师或者少数民族律师是难以得到当事人青睐的。当事人对于律师的信誉和执业经历、以及专业能力等信息的了解，是当事人与律师委托关系建立的前提和保证；当事人对于律师对案件的设计和处理、证据的搜集情况等信息的获知，保证的两者间的合作关系和学习关系。为了增加庭外调节的可能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和那些和对手律师关系很熟的律师；如果在法庭审理时有可能会遇到麻烦，选择律师时当事人应考虑与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当事人还应优先考虑聘请当地的律师，尽量不聘请外地的律师；对于上诉，比较妥当的措施是选择与上级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以上种种都离不开当事人获取信息能力的发挥。
　　但现实中，当事人寻求和接受律师服务过程中，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往往遭遇以下阻碍:一，信息有价:首先是“机会成本”，指搜寻活动耗费的时间；其次是“交易费用”，指搜寻活动产生的交通、文印等费用。二，成本的付出并不必然导致收益的增加。信息是有层次性的，单位搜寻成本随层次的加深而增大；当搜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搜寻收益便开始递减；且随着信息逐渐趋于完全对称，单位搜寻成本趋于无穷大，可能远远大于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因此，追求信息完全对称是不经济的。三，律师服务高度个体化，服务质量受律师个人学历、经验、性格、口才、应变能力、社交网络等诸多因素影响，但这些信息均专属于律师本身，外界很难搜寻获得。四，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除信息不对称外，还往往存在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许多当事人在律师面前本身即是寻求帮助的“弱者”，而非纯粹的平等交易主体。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面临诸多非法律梗阻。所以，在现实中，当事人的信息能力较之律师来说，是很微弱的，于是造成二者在接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律师在追逐利益过程中频频违法，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到损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当事人与律师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不对称信息，既是不完全信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又是不完全信息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不完全信息，简要地说，即是指信息的不全面、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或采取其他经济行动时，由于有限理性、获取信息成本太高等原因，不可能知道一切相关的知识，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完全信息只是一种不断追求的理想化状态。不完全信息可以是对称的，但更多的是不对称（或非对称）的。可见，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即使当事人付诸信息搜寻也不能达到完全对称。
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律师的违法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律师行为往往就会偏离合法轨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经济人”总是见缝插针，在收益与成本问题上绞尽脑汁，追求利润最大化。“卖方”占有信息优势，便可能蓄意抛高商品售价，或在正常价格下提供劣质商品。对律师来说，就可能滥用信息优势欺诈当事人，谋求非法利益。比如:当事人对律师执业资格的信息空白，导致了黑律师、实习生(实习律师)冒充律师、枪手律师及幕后律师的泛滥；对律师个人素质的无知，又形成虚假广告的生存空间；双方在案件难度、市场行情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又使虚假承诺、混乱收费有隙可寻；而当事人对律师代理活动的了解不足，更使偷工减料、草率行事、双方代理、串通对方当事人及隐瞒失误等违法行为得以滋生。
　　第二，发送虚假信号(signal).“当信息不均匀地分布时，不仅存在着对获取信息的刺激，而且存在着对传播信号的刺激。” 信息优势方会积极显示或制造市场信号，向信息劣势方传递其私人信息，力图证明其市场能力。在律师市场中，一方面是信息劣势的当事人尽力收集律师信息；另一方面，律师不会被动等待当事人的挑拣，他往往会主动出击，一边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不良“质量”信息，一边大肆张扬甚至虚构自己的优点，声称自己是当事人的最佳选择；甚至还会编造事实低毁同行，变相地提高自己。违法宣传现象便因此产生。但囿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很难分辨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撒谎。尽管宣传广告是重要的信号传递手段，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认为，对理性的当事人而言，以下信号也许更具有吸引力:一，文凭和职称。虽然文凭和职称并不一定与能力成正比，但至少具有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和权威性;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号中，往往更能得到当事人的青睐。二，经验和背景。如诸多律师均着力宣传自己的法官、检察官从业背景，或突出与司法人员、行政领导的家属、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三，经济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侧面表征事务所或律师的能力;因此，一些事务所或律师不惜重金租赁高档写字楼、印制精美宣传品、使用特殊电话号码，其实均是在向当事人发送“我很出色”的信号，吸引当事人的信任。
　　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业危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律师在执业中就会通过道德风险和传递虚假信号而获取不当利益，当这种情况在市场上泛滥以后，则可能引发出整个行业的危机。
　　第一，交易费用的提高，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律师与当事人交往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搜寻”获得更多的有关律师或委托事务方面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改善其所处的信息劣势地位，进而完全与律师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但搜寻并获得更多的商品信息是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也即是有成本的。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直接导致了交易费用的提高，而且有时使信息费用高不可测。这样，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交易很难达成，律师与当事人间信任委托关系难以成立，也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
　　第二，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竞争规律受到扭曲。在人们进行交易时，商品的质量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了解商品的质量，真正了解商品质量的只是商家，也就是说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消费者并不拥有市场商品质量的真实信息，他们无法辨别哪个商家说的是真话，哪个商家说的是假话，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决定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在好商品和次商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次商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有优势。当消费者发现所购商品并不如原来想像得那么好时，他们就会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上商品质量的估计水平，降低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此循环反复，就有可能将成本高的好商品淘汰出市场，留下的是次品，这就是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时的市场也被称为“柠檬市场”在律师服务市场中，“柠檬效应”其实已经在某些地方初露端倪。其一，在价格竞争方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某些律师拥有非法资源而使代理成本低廉，或企图在代理过程中偷工减料，或纯粹打算骗取代理费，故敢于恶性杀价，导致当事人调低价格预期。其二，某些当事人成为虚假宣传、道德风险行为的受害者，产生对律师的普遍不信任，也会调低价格预期。结果便是: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律师为避免入不敷出，不得不调低服务水平，真挚选择退出。市场上律师服务的总体水平降低，大量投机分子、“黑律师”、诈骗分子混迹其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当事人与律师的利益、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间的对立、冲突。但正是由于未能妥善处理好这些利益冲突，使当事人和律师的防卫理性都有多增强，而不断的进行交易方案的调整，最终影响整个律师服务市场的交易规则，危及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市场中大多数主体的利益。
　　三、解决之道---树立信息交往理性
　　律师与当事人间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指在提出“适当要求”的基础上谋求对方的认可，并根据理解达成协议的行为。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它是行为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交往行为在三个方面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一，它使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而能继承和更新文化传统；第二，它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第三，它使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成长，成为达到个人人格同一性的“社会化”的基础。哈氏强调，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并且通过“沟通行为”将人们从社会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可能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对话一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律师服务于当事人的行为，正是这种通过“沟通行为”、为需要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服务，具有内在理性的“交往互动过程”体现在律师与当事人间法律服务过程中。故此，针对当事人与律师间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来看，两者必须进行沟通，进行信息交往，才能尽量避免律师的违法行为和行业危机等的出现。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就应当成为改进的方向：
　　第一，信息强制公开和完善信息传递。可以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包括：（1）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资格、资质、执业年限、执业地域，律师个人性别、年龄、兼职情况，律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律师人数、分支机构情况等。（2）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记录。目前深圳、吉林等地已有类似试点 。同时，对于“逆向选择则”则要进一步完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又包括以下两方面:（1）多渠道化，确保当事人能多途径获知律师信息。目前可行的渠道包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律师协会。实践中某些地方法院、检察院也有类似设置 。（2）方便化，让当事人能顺畅使用公开信息。目前主要有媒体公布(曝光)、电话查询、网络公布兼查询等方式，应该说还是比较方便，但缺陷在于大多当事人均不知有此渠道。第二，发展实施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律师行业最特殊处在于:律师能力高度个体化、综合化，受律、币个人学历、人格、经验、社交网络、应变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很难进行量化评估。因此，笔者建议参照人力资源领域的“猎头”，公司体制，发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由该独立的第三方来收集律师信息(如学历、既往案例、科研成果、从业背景等)，客观公正地评价律师的专业优势、个人能力和信用记录，并有偿披露给当事人。第三，发展当事人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功能，平衡律师与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律师之所以敢于实施道德风险行为，部分原因在于当事人力量过于弱小；且一般当事人打官司都是偶然的，不是律师的长期客户，双方几乎没有再次合作的可能，律师可以在该“一锤子买卖”中算尽心机。但是，若诸多当事人联合为行业协会(如消费者协会、货代协会、出租司机协会等)，不仅实力增强，在整体上也成为任何律师都想竭力拉拢的重要客户，律师将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一旦协会成员遭受律师违法行为的侵害，协会可以对该律师进行集体抵制。第四，加强对律师违法行为的惩罚。否定评价和强制制裁永远是对付违法行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司法部2004年初颁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就对21种律师个人违法现象、23种律师事务所违法现象进行了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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