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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即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或目的犯）。客观要件说有两个分支：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实际上是否已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种观点又被称之为“行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可以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必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许诺说”。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肯定，按主观要件说，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以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此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商榷：（1）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般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对行贿人来说，之所以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目的（或意图）是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以钱换权”；反过来，对受贿人来说，之所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目的（或意图）是要换取行贿人的财物，即“以权换钱”。而不是像主观要件说所说的那样，“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主观上的“意图”（或目的）。（2）与刑法的规定不符。本来，从现代汉语的解释来看，“为”既有表示目的（或意图）的含义（如“为了”），也有表示行为对象的意思（如“替”、“给”）。但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为”理解为“替”或“给”他人谋取利益才是恰当的，而解释为“为了”他人谋取利益，则在表述上明显不通畅。同时，联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来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的“为”显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或目的），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在这几个条文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放在条文之首，而受贿罪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放在条文之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规定在受贿罪中的，就应该放在条文之首，实际上，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只是通过对犯罪主体和客观行为的描述来界定受贿罪的，对主观方面并未作描述，更没有对犯罪意图作具体规定，即没有把受贿罪规定为“目的犯”（或“意图犯”）。（3）国外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主观意图的立法例。在德日刑法理论罪，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观意图（或目的）的某些犯罪，也可以解释为“目的犯”（或“意图犯”），即把某种主观意图解释为某罪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件，但似乎并无人认为受贿罪属于这种法无明文规定的“目的犯”。更没有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主观上必备的“意图”。
　　其次，应该肯定，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按客观要件说中的“许诺说”，可以将绝大多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围，对于国家推行反腐倡廉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但是，“许诺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许诺（或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它虽然是一种行为，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仅是表露思想的行为，而不是实现思想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于就是、或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既然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受贿人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的内容解释为是许诺为创优谋取利益，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含义。（2）按许诺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没有拒绝接受或退还财物的实际行动，就表明他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其事后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样一来，“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虽然属于客观范畴，实际上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之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彼此之间除了分属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适用解释可能导致模糊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界限的后果”，并且会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失去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作用。（3）许诺说的提出或许是受日本刑法中规定有受托受贿罪的启示，而受托受贿罪以行为人实施受贿行为时接受请托为成立条件。所谓接受请托，相当于许诺（或承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在日本，受托受贿罪是普通受贿罪的加重犯。普通受贿罪的成立，只要是保管员或仲裁人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即可，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如果受贿人许诺为对方牟利（或接受请托），则构成受托受贿罪，比普通受贿罪处罚更重；如果受贿人更进一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百谋取利益时又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比受托受贿罪的处罚还要重。但是，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与日本有较大差别我们对收受型受贿处罚的起点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未付诸行动的，均不应以受贿罪来处罚。
　　最后，客观要件说是“行为说”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司法实践中容易掌握认定，同时还可以避免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是，如果严格按此说行事，强调受贿人只有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受贿罪，那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此其一。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创优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着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尤其是暗示的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
劳动人事部


劳动人事部关于印发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试行市第一商业局改革职工病伤假时间计算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1984年4月17日，劳动人事部

鉴于《劳动保险条例》在计算职工病伤假时间的办法上有不利于生产的弊病，需要改革，近年来有些地区提出并试行了由“连续”计算，改为“累计”计算的办法。从试行的情况看，“累计”计算的办法效果较好，既保障了病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又有效地克服了多年来存在的“五·二九”不良现象，提高了出勤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了及时交流这方面的情况和经验，现将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试行市第一商业局改革职工病伤假时间计算办法的通知》及其附件（摘要），一并印发给你们，供研究改革时参考。你们在这项工作中有什么经验，也望函告我们。

附一：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试行市第一商业局改革职工病伤假时间计算办法的通知
市第一商业局及所属各单位自一九七七年以来，对《劳动保险条例》中关于职工疾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时间“连续”计算的办法改为在一个周期内累计计算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累计计算的办法是：每月以一个固定的截止日期往前推十二个月。凡在这十二个月内职工病休累计达六个月者（或一百五十三个工作日），从超过之日起领取相当于本人工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的疾病救济费。这种累计计算职工病伤假的办法，是职工病伤假制度上一项改革。许多企业单位欢迎这项改革，认为这个办法容易掌握，便于管理，解决了《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的“连续”计算的弊病，杜绝了长期病休还能拿到全部病假工资的问题，克服了少数职工小病大养、长期泡病号的行为，解决了多年来存在的“五·二九”现象，有利于出勤，有利于节约，有利于职工队伍的建设；对于真正有病需要休养者，也是一种爱护。经过几年的连续试行，证明这项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方法是可行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市一商局的经验材料转发给你们，从一九八四年三月起，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区、县、局属集体所有制企业试行。试行中请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一、这项劳动保险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各单位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实行前一定要认真作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制定具体的执行办法，提交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后实行。
二、关于恢复工作的问题。凡在十二个月内职工长期病休累计达六个月（或一百五十三个工作日）并领取疾病救济费者，如病愈需要复工时，经医生证明，要有试工期，试工期为两个月。在试工期，又患病累计休息半个月以上者，停止试工，停发病假工资，发给疾病救济费。试工期满，连续工作满两个月以上者，其再次患病休息时间可重新累计计算。对属于“短期”病休而累计超过六个月者（或一百五十三个工作日）复工时是否需要试工期，各企业在每月发工资前，按照职工考勤登记表统计，以一个单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三、各单位在试行这种办法前，职工已有连续病休假期的，其病休累计时间，可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
在执行中有何问题和经验，请及时告诉我们，以期逐步完善。

附二：北京市第一商业局改革职工病伤假计算办法收到效果（摘要）
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停止工作连续医疗期间在六个月以上时，改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疾病或非因工负伤救济费”。这项规定，对于保证职工生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项规定，多年来证明是不完善的。少数职工利用“连续”病休六个月这一条，在病休快到六个月时，为了领取“病假工资”，就到企业上班。每年每月所领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病假工资。广大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称他们为“五·二九”职工。这种计算办法，既不利真有病的职工的休养，又不利于职工出勤，对生产十分不利。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一九七七年五月开始，在全局系统所属企业试行凡因病或非因工负伤而病休人员，其病假休息天数，从病休时起，在一年内的任何时间累计超过六个月时，从超过之日起按病伤救济费核发。具体作法是：固定的截止日期往前推一年，这期间因疾病或非因工负伤病休超过半年，从超过之日起核发病伤救济费。如某单位九月三日发工资，在发工资时，累计计算每个职工去年八月到今年八月这一年间出勤的总天数，凡病休超过半年，从超过之日起就停发工资，核发病伤救济费。这种累计计算职工病伤假的办法，是职工病伤假制度上的一项改革，它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少数职工既长期缺勤，又能拿全部病假工资的问题。
各企业单位普遍反映，这种累计计算病假的办法，基本上解决了长期病休还能拿全部病假工资的问题。广渠东路仓库共有九百零一名职工，执行这个办法前，有十七名职工总是断断续续休病假，一年只能上几十天班，却都能拿全部病假工资。执行这个办法后，这些病休职工，先后都上班了。据统计，这个仓库一九七七年出全勤的职工有76人，一九七八年出全勤的职工就增加到188人，提高了1．4倍，市百货公司百货批发部在执行累计计算病假以前的一九七六年，所谓“五·二九”的职工有16人，执行这个办法后，一直到现在除一人有精神病拿病伤救济费，三人退休外，其余12人，都能坚持上班。市百货大楼、菜市口百货商场等单位，都收到同样的效果。
许多单位把这种办法，规定在考勤制度中，如《北京市百货大楼关于职工考勤制度及假期工资的规定》第二条第二项规定：“职工患病需要休病假时，需有本单位医务室或合同医院诊断休息证明，经小组长批准交接工作后方可休假。病假不满一小时不计，满一小时者累计计算，病假工资按劳保条例规定办法。凡病假全休、半休连续合并计算，超过六个月者，按劳保开支。……在一年内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从第七个月按劳保开支。”这样，就同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结合起来，同时，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几者紧密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这种办法较连续计算病假的办法有许多优点，对于少数懒散职工，小病大养、“泡”病号的职工，在制度上是一个约束，对于真正有病需要休养者，也是一种爱护，有利于提高出勤率，有利于职工队伍的建设。

附三：北京市一商局储运公司广渠东路仓库改革职工病伤假计算办法取得成绩（摘要）
我单位自一九七七年六月根据市一商局改革职工病假计算办法的精神，对劳动保险条例十三条乙款的规定进行了改革。新的办法规定，凡因病或非因工负伤而病休人员，其病假休息天数，从病休起，在十二个月内的任何时间累计超过六个月时，从超过之日起按病伤救济费核发。这样就将劳动保险条例中的病伤假“连续”计算改为“累计”计算，即在跨年度的十二个月内计算病伤假时间。
过去在没有执行新的制度时，个别职工利用原有制度的弊病，长期小病大养，泡病号。例如：有一位工人患病以来，一九七二年休一百五十五天，一九七三年休二百一十八天，七四年休二百四十一天，七五年休二百二十四天，七六年休二百二十六天，七七年休三百一十四天。这样多的病假，却都拿百分之百的工资。自从七七年底改变了计算办法，休假天数明显下降，七八年休息四十五天，七九年休七天，八○年和八一年都是全勤，八二年休病假六十多天。就其自身相比，七四年至七七年平均出勤率百分之十八点五，而七八年至八一年的平均出勤率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另一工人自患病以来，七二年至七七年平均每年病休假二百二十六天，执行新的制度后，七八年至八二年达到无病假。这位工人七二年至七七年平均出勤率仅为百分之四十，七八年至八二年出勤率为百分之百。全仓库现有职工九百零一人，七六年出勤率仅为百分之八十七，缺勤二百天以上的职工有三十人，全勤职工只有二十七人，七七年出全勤的职工也只有七十六人。到七八年实行新的办法，出全勤的职工明显增加，七八年出全勤的职工一百八十八人，比七七年提高了一倍多，八二年出全勤近二百人，比七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七。同时，出勤率也是逐年上升，七七年为百分之九十，到八二年就上升为百分之九十三，八三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达到了局里定的较先进的出勤率标准。
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办法在我单位执行以来，效果较好，有利于企业的管理，有利于职工队伍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