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法院的离婚判决是否承认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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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则行政处罚案例所想到的

刘 君

N企业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自2001年7月起大量生产假药，2003年4月经群众举报，H市药监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查处，该企业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对该企业进行处罚时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73条还是74条，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企业生产假药应依据74条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该企业无《药品生产许可证》应依据73条处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药品管理法》中的73条与74条是调整不同行为的两条法律依据，应当按违法行为的性质适用。73条着重强调的是“无证生产”应受处罚；74条则着重于“药品质量不合格”应受处罚。其次，通过对两个法条的比较可以发现：《药品管理法》73条对于违法行为要求予以取缔，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性评价，即不允许生产，而不论生产的药品是否合格。而74条中仅要求没收假药及违法所得，其实质针对的是药品本身，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未予评价，容易让当事人产生误解，即其到处罚的原因是药品质量不合格，其生产行为还是合法的。当事人无法正确、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之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立法目的不符。再次，如果对本案可适用74条处罚，则面临着对无证生产劣药的行为亦可依75条给予最多3倍的罚款，显然使得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药品管理法》74条、75条规定的生产假、劣药的主体只能是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合法企业。理由如下：一、《药品管理法》73条与74、75条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只存在有证和无证之分。任何无证擅自生产的行为都能够并且也应当依73条处罚，故此，实无再将74、75条认为包括有无证行为的必要。二、以74条为例：“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本法条的结构分析：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这些行政处罚都只能是针对合法企业而言。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在本法条中只要求没收，而不对生产主体予以取缔，可见，立法者对生产假药的企业的主体资格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亦应如73条一样要求“依法予以取缔”。三、试举一例：某个人生产假药价值100元，生产劣药价值100元。若认为74、75条中包括无生产资质的企业并依此处罚，至多只能给予800元罚款（假药货值的5倍加上劣药货值的3倍），如依73条处罚则最多可给予1000元罚款（假劣药共同货值的5倍），可见，将74、75条中违法主体的扩大化有可能导致放纵违法行为的发生。四、《药品管理法》74、75条均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142条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包括自然人等未取得合法生产资格的主体，但刑法与行政法毕竟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将二者作简单、机械的类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药品管理法》74、75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应严格限定为有资质的合法企业，而不应作扩大解释，将非法企业或个人也纳入其中。以上拙见仅作引玉之砖，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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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审查批捕程序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审查逮捕程序应当有侦查、检察、犯罪嫌疑人三方的参与,其结构理应是“等边三角形”。

　　针对过去审查批捕程序中存在的缺陷,修改后刑诉法对审查批捕程序作出了以下调整:

　　第一,构建“控、辩、裁”三方共同参与的机制。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依据这些规定,审查逮捕程序必须从传统的间接审理、书面审理转为直接审查、对话审理,其最终目的就是期冀通过建立“控、辩、裁”三方共同参与的机制,实现审查批捕程序由行政化的单一行为向诉讼化的多方行为转变,三方共同参与审查批捕程序的构建必将逐渐抹去审查批捕的行政色彩。

　　第二,通过明确逮捕条件来规范批捕行为,实现审查批捕程序向诉讼化的转变。修改后刑诉法为解决此前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和不易操作等问题,在第79条中将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则性予以了细化。细化适用逮捕的情形,其意图就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并最终实现逮捕适用的例外性,羁押替代性措施(如取保候审等)适用的优先性,改变长期以来审查批捕程序追诉化的状况。

　　实践中,要做到审查逮捕程序的去行政化,要完善“控、辩、裁”三方参与机制。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只规定了三种情形“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其余都为“可以”讯问,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为自己行为辩解的机会;对证人等诉讼参与的询问用的是“可以”二字,这就赋予了检察人员询问与否的自由裁量权。这些不足都可能影响到三方参与机制实效性的发挥,为此,有必要从限制检察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和赋予参与人的实体权利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该机制。特别是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陈述权的实现,摒弃以往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辩解作为逮捕的实质性理由,正确对待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意见),审查批捕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自由更具有特别保护的必要,任何假借羁押措施以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禁止。

　　此外,要实现审查行为与决定作出行为的合一,避免审决分离。弱化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对审查批捕过程的直接干预,把权力和责任都下放给具体的审查人员,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审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责任心,也有利于实现审查批捕程序由行政化的审批向诉讼化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