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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 - 第301至400条)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3:01:31  浏览:893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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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 - 第301至4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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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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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典


第三百零一条
(紧急行为之实施)
一、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实施紧急之行为,或实施如延误作出可能对取得或保存证据又或发现事实真相构成危险之行为,尤其是在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第二百七十六条所指之情况下听取该两条所指之人之声明。
二、听取声明须遵从为听证而定之手续进行。
三、上条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二编
听证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三百零二条
(听证之公开)
一、审判听证须公开,否则为不可补正之无效,但主持审判听证之法官决定排除听证之公开性或对听证之公开作出限制者,不在此限。
二、第七十七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三、排除听证之公开性或对听证之公开作出限制之决定,须尽可能在听取有利害关系之各诉讼主体辩论后方作出。
第三百零三条
(听证之纪律及工作之领导)
一、维持听证纪律及领导有关工作属主持审判之法官之权限;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二、作出关于维持听证纪律及领导有关工作之决定无须经任何手续;如法官认为不影响将采取之措施之适时性及效力,得口述该等决定,以作成纪录,并在作出决定前先听取辩论。
第三百零四条
(维持纪律及领导之权力)
为维持纪律及领导有关工作,主持审判之法官负责作出下列行为,但仍保留其依法获赋予之其它权力及应负之义务:
a)如认为对发现事实真相属必需者,则进行讯问、询问、检查及作出其它调查证据之行为,即使不依法律就该等行为所规定之次序为之;
b)如认为对发现事实真相属必需者,则以适当方式命令任何人到场及命令作出法律容许之任何声明;
c) 在法律容许之情况下命令阅读文件又或侦查笔录或预审笔录;
d) 接受宣誓及承诺;
e)采取法律容许之一切必需或适当预防措施、纪律措施及强制措施,以终止扰乱听证之行为及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之安全;
f) 确保有辩论及阻止发问法律不容许之问题;
g) 指挥及引导讨论,特别是禁止一切明显无关或拖延时间之行为。
第三百零五条
(听证时在场之人在行为上之义务)
一、听证时在场之人在行为举止上,不应损害工作之秩序及破坏听证规则,以及损害诉讼参与人行为上准则之独立性及行为上之自由,且应尊重听证地点之尊严。
二、上款所指之人特别须:
a) 服从关于听证纪律之决定;
b) 行为举止庄重、保持肃静、不戴帽及须坐下;
c)不携带具扰乱性之对象或危险对象,尤其是武器,但负责法院保安之实体携带武器者,不在此限;
d) 不就听证之过程发表感受或意见,尤其是赞同或不赞同之感受或意见。
第三百零六条
(嫌犯之状况及行为上之义务)
一、嫌犯出席听证时在人身上不受束缚,即使其正被拘留或拘禁者,但为预防其有逃走或作出暴力行为之危险而必须防范者,不在此限。
二、在可能情况下,被拘留或拘禁之嫌犯系最后进入且最先离开听证室之人。
三、嫌犯亦须遵守上条规定出席听证者须负之行为上之义务。
四、在听证过程中,如嫌犯不给予法院应有之尊重,则对其作出警告;如嫌犯继续如此,须命令将之收容于法院之附属设施内,但嫌犯仍得在最后讯问及判决宣读时在场,并有义务在法官认为其必须在场时返回听证室。
五、依据上款规定离开听证室之嫌犯视为在场,且由其辩护人代理。
六、如嫌犯在某次开庭期间被命令离开,则该命令之效力仅限于该次开庭。
七、第七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零七条
(律师及辩护人之行为)
一、如律师或辩护人在陈述或提出声请时作出下列任一行为,则受到主持审判之法官有礼貌之警告:
a) 不给予法院应有之尊重;
b) 以明显及滥用之方式设法拖延或妨碍工作之正常进行;
c) 使用具侮辱性或诽谤性之言词,又或不必要之粗暴性或攻击性言词;或
d)作出或煽动作出与诉讼程序无关之评论或阐述,而该等评论或阐述对明确该诉讼程序上之问题系毫无作用者。
二、如律师或辩护人受上款所指之警告后仍继续作出上款所指之行为,法官得禁止其发言,且不妨碍可能对其进行刑事程序及纪律程序;如属辩护人,法官得交由其它律师或适当之人负责辩护。
第三百零八条
(辩论)
一、就听证过程中出现之附随问题,由法院在听取就该等问题有利害关系之诉讼主体陈述后作出裁判。
二、在听证过程中提出证据必须遵从辩论原则。
第三百零九条
(听证之连续性)
一、听证系连续进行,听证之进行无任何中断或押后,直至终结为止。
二、在同一听证中,可容许确实必需之中断,特别是为着各参与人进食及休息;如听证不能在其开始之同一日内终结,则将听证中断,以便在随后第一个工作日继续。
三、仅当发生下列情况,而单纯中断听证不足以排除有关障碍时,以及在本法典所规定之其它情况下,方得将听证押后:
a) 不能实时被替代且依法或依据法院批示必须在场之人缺席或不能参与听证;
b) 绝对有需要调查听证时未获得而其后方获得之任何证据方法;或
c)听证前或听证期间出现任何审理前之先决问题,而该等问题之解决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要,且该等问题使听证极不适宜继续。
四、如听证中断,或听证押后之时间不超逾五日,则听证再开时接续进行中断或押后前作出之最后一个诉讼行为。
五、凡押后超逾上款所指时间者,必须先经主持审判之法官之批示;再开听证后,法院依职权或应声请,立即决定应否重新实施某些已实施之行为。
六、押后之时间不得超逾三十日;如未能在该期间内再开听证,则已作之证据调查丧失效力。
七、在听证中就继续听证或重新开始听证之日期及时间所作之公告,其效力等同于向应被视为在场之人作出通知。
第二章
初端行为
第三百一十条
(召唤及听证之开始)
一、听证应开始进行之时,首先由司法公务员高声及公开指明有关诉讼之认别资料,随后召唤应参与诉讼之人。
二、如某些应参与听证之人缺席,司法公务员须重新召唤,随后口头告知主持听证之法官到场之人及缺席之人之名单。
三、继而,法官进入听证室,并由主持审判之法官宣告听证开始。
第三百一十一条
(检察院、辩护人,以及辅助人之代理人或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之缺席)
一、听证开始时,如检察院或辩护人不在场,则主持听证之法官以法定代任人替代检察院及以适当之人替代辩护人,否则为不可补正之无效。如该等替代人提出声请,得给予若干时间,以便查阅卷宗及为参与听证作准备。
二、如辅助人之代理人或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缺席,则听证继续进行;缺席之人一旦到场,须准其立即参与听证。
三、如辅助人之代理人在非经自诉不得进行之刑事程序中缺席,则听证仅押后一次;无合理解释之缺席或第二次缺席等同于撤回控诉,但嫌犯反对者除外。
第三百一十二条
(辅助人、民事当事人、证人或鉴定人之缺席)
一、辅助人、民事当事人、证人或鉴定人之缺席不引致听证押后,而在一切法律效力上,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均由各自委托之律师代理,但不影响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如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以批示决定上款所提及之人之在场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要,且不能预见仅将听证中断该等人即可到场者,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因第一款所提及之人缺席而将听证押后,不得超逾一次。
四、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得更改第三百二十二条所指之证据调查次序,以避免出现第二款所指将听证中断或押后之情况。
第三百一十三条
(嫌犯之在场)
一、嫌犯在听证时必须在场,但不影响第三百一十五条及第三百一十六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已到场参与听证之嫌犯在听证完结前不得离开;须采取必需及适当之措施,防止嫌犯离开,包括在必要时于听证中断期间将之拘留。
三、即使有上款之规定,如嫌犯离开听证室,听证亦得继续进行直至完结,只要其已被讯问及法院不认为其在场属必要者;在一切效力上,嫌犯均由辩护人代理。
四、如嫌犯出于故意或过失,使其本身处于无能力继续参与听证之状态,则上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此情况。
五、在第三款与第四款及第三百零六条第四款所规定之情况下,如嫌犯返回听证室,主持听证之法官须扼要告知嫌犯在听证中其不在场时所发生之事情,否则无效。
第三百一十四条
(嫌犯之缺席)
一、如嫌犯在听证时缺席,则听证在宣告开始后予以中断,只要主持听证之法官有理由相信嫌犯在五日期间内能到场出席听证;否则听证将予押后,同时,主持听证之法官负责采取必需且为法律所容许之措施,使嫌犯到场。
二、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一十五条
(无嫌犯出席之听证)
一、当有关案件原应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审理,但已移送卷宗以采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时,如未能将指定听证日期之批示通知嫌犯,或嫌犯无合理解释而在听证时缺席者,则法院得决定在无嫌犯出席之情况下进行听证。
二、如嫌犯不可能到场出席听证,尤其是基于年龄、严重疾病或在澳门以外居住之理由者,得声请或同意听证在无其出席之情况下进行。
三、如在无嫌犯出席之情况下进行听证,则在一切可能发生之效力上,嫌犯均由辩护人代理。
四、如法院其后认为嫌犯之到场属绝对必要者,则命令其到场,有需要时将听证中断或押后。
第三百一十六条
(以告示及公告所作之通知)
一、在不属上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况下,如在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规定之措施实施后,嫌犯仍无合理解释而缺席,则透过告示将指定新听证日期之批示通知嫌犯。
二、告示内须载明认别嫌犯身分之资料、指明对其归责之犯罪及处罚该犯罪之法律规定,并告知嫌犯,如其在指定听证日缺席,则进行缺席审判。
三、告示须张贴于法院大门上;如知悉嫌犯之最后居所,则张贴另一告示于该居所之大门上。
四、如法院认为有需要,须命令将载有第二款所指资料之公告,连续两次刊登于本地区最畅销之其中一份报章上。
第三百一十七条
(缺席审判)
一、在缺席审判中,在一切可能发生之效力上,嫌犯均由辩护人代理。
二、有罪判决宣读后,须发出拘留命令状。
三、一旦嫌犯被拘留或自愿向法院投案,须立即将判决通知嫌犯。
第三百一十八条
(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
一、如有任何可妨碍审查案件实体问题之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而就该等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未有裁判,但法院可实时审查者,则法院须审理之,并作出裁判。
二、上款所指问题之讨论,应在确实必需之时间内进行,原则上不超逾一小时。
三、就以上两款所指问题之裁判得以口头作出,并转录于纪录。
第三百一十九条
(初端阐述)
一、以上各条所指之初端行为作出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命令应作证之人离开听证室,亦得命令其它应被听取陈述之人离开,同时须简单阐述诉讼标的。
二、随后,法官依次让检察院、辅助人律师、受害人律师、应负民事责任之人之律师及辩护人发言,以便该等人欲指出所拟证明之事实时,能各自在五分钟内摘要指出之。
第三百二十条
(维持作初端阐述时之纪律)
主持审判之法官积极协调上条所指之阐述,避免出现离题、重复或中断,以及避免该等阐述变成提前之陈述。
第三章
调查证据
第三百二十一条
(一般原则)
一、法院依职权或应声请,命令调查所有其认为为发现事实真相及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须审查之证据。
二、如法院认为有需要调查未载于控诉书、起诉书或答辩状之证据方法,则尽早预先将此事告知各诉讼主体及载于纪录内。
三、如证据或有关之方法为法律不容许者,则以批示驳回有关证据之声请,但不影响第三百零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之适用。
四、如下列情况属明显者,则亦驳回证据之声请:
a) 所声请之证据属不重要或不必要;
b) 证据方法属不适当、不可能获得或非常怀疑其能否获得;或
c) 声请之目的纯为拖延时间。
第三百二十二条
(调查证据之次序)
调查证据应遵照下列次序:
a) 嫌犯之声明;
b) 提出由检察院、辅助人及受害人指定之证据方法;
c) 提出由嫌犯及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指定之证据方法。
第三百二十三条
(嫌犯之身分认别)
一、主持审判之法官首先询问嫌犯之姓名、父母姓名、出生地、出生日期、婚姻状况、职业、居所,以及在有需要时,要求嫌犯出示足以认别其身分之官方文件。
二、随后,法官询问嫌犯之前科,以及当时有否其它针对其之刑事诉讼程序在进行;如有需要,向其或使人向其宣读刑事纪录证明书。
三、法官须警告嫌犯,如不回答或不实回答所询问之问题,则有可能负刑事责任。
第三百二十四条
(嫌犯之声明)
一、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告知嫌犯有权在听证中任何时刻作出声明,只要该等声明涉及诉讼标的,并告知嫌犯无义务作出该等声明,且不会因沉默而受不利之后果。
二、如嫌犯愿意作出声明,则法院听取嫌犯在上款所规限之范围内所作之一切陈述,但不发表任何意见或评论,使人从中可推论出对嫌犯罪过之判断。
三、在声明之过程中,如嫌犯讲述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不重要之事宜,而偏离诉讼标的,主持审判之法官须警告之;如继续如此,则禁止其发言。
四、如有数名共同嫌犯作答,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决定应否在听取任何嫌犯之声明时让其它嫌犯在场;如属分开听取声明,则在听取所有嫌犯之声明,且其全部返回听证室后,法官须立即扼要告知该等嫌犯其不在场时所发生之事情,否则无效。
五、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之代理人及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不得干涉嫌犯之声明,尤其是不得提出有关声明方式之建议,但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款与辩护人有关之规定除外。
第三百二十五条
(自认)
一、如嫌犯声明欲自认对其归责之事实,主持审判之法官须询问其是否基于自由意思及在不受任何胁迫下作出自认,以及是否拟作出完全及毫无保留之自认,否则无效。
二、完全及毫无保留之自认导致:
a) 放弃就所归责之事实之证据调查,以及该等事实因此被视作已获证实;
b)立即转作口头陈述;如基于其它理由而不应判嫌犯无罪,则立即确定可科处之制裁;及
c) 司法税减半。
三、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 有多名共同嫌犯,且非所有嫌犯均作出完全、毫无保留及不相矛盾之自认;
b)法院凭心证怀疑自认是否在自由状态下作出,尤其是对嫌犯可否完全被归责存有疑问,或法院凭心证怀疑所自认之事实之真实性;或
c) 该犯罪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之徒刑,即使可选科罚金。
四、在上款所指情况中出现完全或毫无保留之自认时,又或出现部分或有保留之自认时,由法院凭自由心证决定应否及在何等程度上就已自认之事实调查证据。
第三百二十六条
(关于事实之发问)
一、如嫌犯愿意作出声明,每一法官均得向其发问关于对其归责事实之问题,并要求其解释所作之声明。
二、嫌犯得自发或应辩护人之建议拒绝回答部分或全部问题,但不会因此而受不利之后果。
三、检察院、辅助人律师及辩护人得要求主持审判之法官依据第一款之规定向嫌犯发问。
四、得向嫌犯展示与证明事项有关之任何人、文件或对象,以及先前载于卷宗之文书,但不影响第三百三十七条及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之适用。
第三百二十七条
(辅助人之声明)
一、应检察院、辩护人、民事当事人律师或辅助人律师之请求,得透过由任一法官或主持审判之法官发问之方式,听取辅助人之声明。
二、第一百三十一条及第三百二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二十八条
(民事当事人之声明)
应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或民事当事人律师之请求,得透过由任一法官或主持审判之法官发问之方式,听取应负民事责任之人及受害人之声明;第一百三十一条及第三百二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二十九条
(询问证人)
一、关于人证之一般规定,凡与本章之规定不相抵触之部分,均相应适用于在听证中之人证调查。
二、询问证人须依其被指定之次序逐一进行,但主持审判之法官基于有依据之理由以其它方式进行者,不在此限。
三、主持审判之法官须询问证人之身分资料、其与各诉讼参与人间之私人、亲属及职业关系,以及其在案件中之利害关系,一切内容均须载于纪录。
四、继而,由指定证人之人向证人询问,其后证人接受反对讯问;如在反对讯问时出现直接讯问中未有提出之问题,指定该证人之人得就该等问题再询问证人,随后得对属同一范围之问题再作反对讯问。
五、各法官得随时向证人发问其认为对解释已作出之证言及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需之问题。
六、经主持审判之法官许可,共同嫌犯中其中一人所指定之证人得由其它共同嫌犯之辩护人询问。
第三百三十条
(未满十六岁之证人)
一、对未满十六岁之证人进行询问仅由主持审判之法官为之。
二、完成询问后,其余法官、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及民事当事人律师得请求主持审判之法官向该证人提出附加问题。
第三百三十一条
(鉴定人之声明)
一、鉴定人之声明系由主持审判之法官听取,其余法官、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及民事当事人律师,得建议主持审判之法官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或建议主持审判之法官向鉴定人提出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有用之问题。
二、在作出声明过程中,鉴定人经主持审判之法官许可,得查阅注记、文件或书籍材料,并使用所需之技术工具。
第三百三十二条
(关于嫌犯精神状况之鉴定)
一、听证中如有人在有依据下提出关于嫌犯之不可归责性之问题,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命令一鉴定人到场,就嫌犯之精神状况发表意见。
二、听证中如有人在有依据下提出关于嫌犯之低弱可归责性之问题,法官亦得命令鉴定人到场。
三、如属合理,得要求专业场所提供鉴定。
四、如鉴定人仍未检查嫌犯,或有关鉴定系要求专业场所提供者,则为此目的将听证中断,或在绝对必要时将之押后。
第三百三十三条
(作出声明过程中嫌犯之离场)
一、如属下列情况,则在作出声明过程中,法院须命令嫌犯离开听证室:
a) 有理由相信嫌犯之在场将妨碍声明人道出真相;
b)声明人未满十六岁,且有理由相信如听取其声明时嫌犯在场,可能对声明人构成严重损害;或
c)应听取一鉴定人之声明,且有理由相信如听取其声明时嫌犯在场,可能严重损害嫌犯身体或精神之完整性。
二、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五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但上款c项所指之情况除外。
第三百三十四条
(证人及其它声明人之免除)
一、证人、鉴定人、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仅在主持审判之法官命令下或经其许可后,方得离开听证地点。
二、如有理由相信该等人之在场可对发现事实真相属有用者,则拒绝给予有关许可。
三、就是否作出有关之命令或许可,须听取检察院、辩护人、辅助人律师及民事当事人律师之意见。
第三百三十五条
(地方之检查)
如法官认为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有需要,得前往曾发生有必要被证明之事实之地方,并得为此目的传召其认为适宜在场之诉讼参与人。
第三百三十六条
(证据价值之衡量)
一、未在听证中调查或审查之任何证据,在审判中均无效,尤其是在法院形成心证上为无效力。
二、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依据以下各条之规定容许在听证中宣读之诉讼文件中所载之证据。
第三百三十七条
(笔录及声明之容许宣读)
一、在听证中仅得宣读下列笔录:
a)关于依据第三百条及第三百零一条之规定作出之诉讼行为之笔录;或
b)未载有嫌犯、辅助人、民事当事人或证人之声明之预审或侦查笔录。
二、辅助人、民事当事人及证人向法官作出之声明,仅在下列情况下方得宣读:
a)如该等声明系依据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第二百七十六条之规定而听取者;
b)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将该等声明宣读;或
c)如属透过法律所容许之请求书而获取之声明。
三、亦得在下列情况下宣读先前向法官或检察院作出之声明:
a)听证中作出声明之人记不起某些事实时,宣读使该人能记起该等事实所需之部分;或
b)如该等声明与听证中所作声明之间,存有除宣读之外不能以其它方式澄清之明显矛盾或分歧。
四、如有关之声明人因死亡或嗣后精神失常而不能到场,或由于使之长期不能到场之原因而不能到场,则亦得宣读该等人已向法官或检察院作出之声明。
五、如第二款b项之前提成立,即使属向检察院或刑事警察机关作出之声明,亦得将之宣读。
六、听证中曾有效地拒绝作证言之证人于侦查或预审时所作之证言,在任何情况下均禁止宣读。
七、曾接收不可宣读之声明之刑事警察机关,以及曾以任何方式参与收集该等声明之任何人,均不得就该等声明之内容以证人身分接受询问。
八、宣读之容许及其法律依据须载于纪录,否则无效。
第三百三十八条
(嫌犯声明之容许宣读)
一、仅在下列情况下,方得宣读嫌犯先前作出之声明:
a)应嫌犯本人之请求,不论该等声明系向何实体作出者;或
b)如该等声明系向法官或检察院作出,且与听证中所作声明之间,存有除宣读之外不能以其它方式澄清之明显矛盾或分歧。
二、上条第七款及第八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三十九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非实质变更)
一、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对案件之裁判属重要,但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不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将该变更告知嫌犯,并在嫌犯提出声请时,给予其确实必需之时间以准备辩护。
二、如变更系因辩方所陈述之事实而产生,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第三百四十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实质变更)
一、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将该等事实告知检察院,该告知之效力等同于提出检举,以便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追诉;在正进行之诉讼程序之判罪上,不得考虑该等事实。
二、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就新事实继续进行审判,且该等事实并不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应嫌犯之声请,主持审判之法官给予嫌犯不超逾十日之期间以准备辩护,并在有需要时将听证押后。
第三百四十一条
(口头陈述)
一、调查证据完结后,主持审判之法官依次让检察院、辅助人律师、民事当事人律师及辩护人发言,以作口头陈述,当中阐述从已调查之证据中得出之事实上及法律上之结论。
二、对口头陈述仅得作一次反驳;然而,如辩护人要求发言,则辩护人必须为最后发言者,否则无效。
三、反驳应仅限于在确实必需之范围内驳斥先前未经争论之相反论据。
四、每一发言者之口头陈述不得超逾四十分钟,而反驳则不得超逾二十分钟;然而,如法律所容许之最长时间已过,而发言者以案件之复杂性为理由声请继续发言属有依据者,主持审判之法官得容许之。
五、在例外情况下,如对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属必要者,法院得以批示命令或许可中止陈述,以便对嗣后出现之证据进行调查;该批示须定出为此目的而给予之时间。
第三百四十二条
(嫌犯之最后声明及讨论之终结)
一、陈述完结后,主持审判之法官询问嫌犯是否还有其它事情陈述以便为自己辩护,并听取嫌犯为其辩护利益而声明之一切内容。
二、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宣告讨论终结,而各法官则离场以便进行评议。
第四章
听证之文件处理
第三百四十三条
(纪录)
听证纪录须载有下列内容:
a) 听证及组成听证之各次开庭之地点、日期及开始与终结时间;
b) 各法官及检察院代表之姓名;
c) 嫌犯、辩护人、辅助人、民事当事人及有关律师之身分认别资料;
d) 证人、鉴定人及传译员之身分资料;
e) 依法应载于纪录之裁判及其它说明;
f) 主持听证之法官及缮写纪录之司法公务员之签名。
第三百四十四条
(口头声明之文件处理 —— 一般原则)
如法院可使用机器速记方法或速记方法,又或其它能确保将听证中以口头作出之声明完全转录之适当技术方法,则须将该等声明记于纪录内;法律明文规定须将该等声明记于纪录内者,亦须为之。
第三百四十五条
(听证之文件处理)
一、在独任庭主持之听证中,如检察院、辩护人或辅助人律师,于嫌犯开始作出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声明前,声明需要将该听证中以口头作出之声明记于纪录内,则须为之;检察院、辩护人或辅助人律师之上述声明须载于纪录,而该声明之效用惠及其余诉讼主体。
二、在合议庭主持之听证中,如辩护人或辅助人律师,于嫌犯开始作出声明前,声明需要将该听证中以口头作出之声明记于纪录内,且在有需要时向合议庭提供能确保完全转录口头声明之适当技术方法者,则须将该等口头声明记于纪录内。
三、以上两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在民事损害赔偿请求问题上之民事当事人。
四、在第一款所指之情况下,如法院未获提供能确保完全转录声明之适当技术方法,则法官口述从所作声明中得出之内容,以作成纪录。第九十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编
判决
第三百四十六条
(评议及表决)
一、讨论终结后须随即进行评议,但以批示宣告绝对不能随即进行评议者,不在此限。
二、评议须由组成审判组织之所有法官参与,并由主持审判之法官主持。
三、每一法官须说明支持其意见之理由,尽可能指出用作形成其心证之证据,并对各问题逐一表决,而每一表决不受对其他问题所作表决之意思所约束。表决时不得弃权。
四、主持审判之法官负责收集表决意见,首先向服务年资最短之法官收集,主持审判之法官为最后表决者。
五、评议以简单多数票决定。
第三百四十七条
(书记)
一、书记长,或主持审判之法官所指定之司法公务员,得于评议及表决时在场。
二、在评议及表决程序进行时,书记向法院提供其所需之一切帮助及合作,尤其是当主持审判之法官认为有需要时,就每一法官所指出之理由及证据作出注记,以及就所考虑之每一问题之表决结果作出注记。
三、判决书一经制作,书记所作之注记即予以销毁。
第三百四十八条
(评议及表决之保密)
一、参与以上各条所指之评议及表决行为之人,不得透露评议及表决中发生而与案件有关之任何事情,亦不得就所作之评议表达其意见。
二、违反上款之规定者,处以《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五条所规定之制裁,但不影响可能引致之纪律责任。
第三百四十九条
(罪过之问题)
一、法院首先分别就仍未有裁判之各先前问题或附随问题作出裁判。
二、随后,如不妨碍对实体问题之审查,则主持审判之法官逐一详述控方及辩方所陈述而对了解以下问题属重要之事实,以及从案件讨论中得出而对了解以下问题属重要之事实,并将之提交进行评议及表决:
a) 罪状之构成要素是否成立;
b) 嫌犯有否实施犯罪或参与犯罪;
c) 嫌犯作出行为有否罪过;
d) 有否阻却不法性或罪过之事由;
e)法律规定行为人之可处罚性所取决或对行为人科处保安处分所取决之其它前提是否成立;
f) 裁定给予民事损害赔偿所取决之前提是否成立。
三、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逐一陈述上款所指事实中出现之一切法律问题,并将之提交进行评议及表决。
第三百五十条
(确定制裁之问题)
一、依据上条规定进行之评议及表决,如结果为应对嫌犯科处刑罚或保安处分者,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宣读或命令宣读卷宗内关于嫌犯前科、其人格之鉴定及社会报告书之所有文件。
二、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询问其余法官是否认为有需要调查补充证据,以确定将科处之制裁之种类及其份量;如回答不需要,或在依据第三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调查证据后,法官须就将科处之制裁之种类及其份量进行评议及表决。
三、在上款末段所指之评议及表决中,如出现超逾两种意见,则将赞成较重制裁之票数算入赞成次重制裁之票数,直至获得多数票。
第三百五十一条
(社会报告书)
一、法院一旦认为对正确确定其后可能科处之制裁属有需要,得于审判之任何时刻,要求制作社会报告书;如报告书已载于卷宗内,得要求更新报告书内之数据。
二、如嫌犯作出事实时未满二十一岁,且将可能对其科处收容保安处分、超逾三年之实际徒刑或作为执行徒刑之另一选择而须有由社会技术员作出跟进之措施者,则法院必须提出上款所指之要求。
三、不论法院有否要求,如对被羁押之嫌犯之跟进工作,显示有需要将社会报告书或有关之更新数据送交法官,则社会重返部门得送交之。
四、仅当应声请,且在下条所规定之情况下及为着下条所指之目的时,方得在听证中宣读社会报告书。
第三百五十二条
(为确定制裁而重开听证)
一、如有需要进行第三百五十条第二款所指之补充证据调查,则法官须返回听证室,并由主持审判之法官宣告重开听证。
二、随后须调查必需之证据,尽可能听取犯罪学鉴定人、社会重返技术员,以及任何就嫌犯人格与生活条件能提供重要陈述之人之意见。
三、讯问必须由主持审判之法官进行,讯问完结后,其余法官、检察院、辩护人及辅助人律师得建议该法官要求作出解释,或建议该法官提出对案件作出裁判属有用之问题。
四、调查补充证据完结后,检察院、辅助人律师及辩护人得各自在最多二十分钟内作结论陈述。
五、补充证据之调查不公开进行,但主持审判之法官透过批示,认为公开进行不会侵犯嫌犯之尊严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五十三条
(判决书之制作及签署)
一、评议及表决完成后,主持审判之法官根据表决胜出之立场制作判决书。
二、随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及其余法官签署判决书,但不得作出任何声明。
三、判决由任一法官在听证室公开宣读,而判决书中案件叙述部分得不予宣读;判决之理由说明部分,或此部分篇幅颇长者,其撮要,以及主文之宣读均属强制性,否则无效。
四、宣读判决等同于对所有应被视为于听证中在场之诉讼主体作出通知。
五、判决一旦宣读完毕,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将判决书存于办事处。书记长须在存放声明上注明日期及签名。
第三百五十四条
(特别复杂之案件)
一、如因案件特别复杂而不能立即制作判决书,主持审判之法官须公开定出随后七日中之一日宣读判决。
二、须于所定日期,依据上条之规定公开宣读判决及将之存于办事处。
第三百五十五条
(判决书之要件)
一、判决书以案件叙述部分开始,当中载有下列内容:
a) 认别嫌犯身分之说明;
b) 认别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身分之说明;
c) 指出根据起诉书,或无起诉时,根据控诉书对嫌犯归责之犯罪;
d) 如有提出答辩,则摘要指出载于答辩状之结论。
二、紧随案件叙述部分之后为理由说明部分,当中列举经证明及未经证明之事实,以及阐述即使扼要但尽可能完整、且作为裁判依据之事实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证之证据。
三、判决书以主文部分结尾,当中载有下列内容:
a)适用之法律规定;
b)有罪决定或无罪决定;
c)说明与犯罪有关之物或对象之处置;
d)送交登记表作刑事纪录之命令;
e)日期及各法官之签名。
四、判决须遵从本法典及有关诉讼费用之法例中关于司法税、诉讼费用及服务费之规定。
第三百五十六条
(有罪判决)
一、有罪判决内须指出选择所科处之制裁及其份量之依据,有需要时尤其须指出履行制裁之开始时间、命令被判刑者履行之其它义务及其存续期间,以及被判刑者重新适应社会之个人计划。
二、有罪判决宣读后,主持审判之法官如认为适宜,则向嫌犯作出简短之训谕,劝其改过自新。
三、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宣告免除刑罚之判决亦视为有罪判决。
第三百五十七条
(无罪判决)
一、无罪判决内须宣告任何强制措施消灭,并命令立即释放被羁押之嫌犯,但基于其它理由而应继续拘禁嫌犯,或嫌犯应受收容保安处分者,不在此限。
二、无罪判决须依据本法典及有关诉讼费用之法例之规定判处辅助人缴付司法税、诉讼费用及服务费。
三、如犯罪系由不可归责者实施,则判决为无罪判决;但判决中如有科处保安处分,则为着上条第一款规定及嫌犯上诉之效力,该判决在效力上等同于有罪判决。
第三百五十八条
(关于民事损害赔偿请求之裁判)
一、如显示民事损害赔偿之请求属有依据,则判决须判处嫌犯负责有关之民事损害赔偿,即使该判决为无罪判决,但不影响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如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有参与有关刑事诉讼程序,只要其责任被确认,则有关之民事损害赔偿判处系针对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或以连带责任方式针对应负民事责任之人及嫌犯。
三、对民事当事人在司法税、诉讼费用及服务费方面之判处,须遵从本法典及有关诉讼费用之法例规定中可适用之部分。
第三百五十九条
(无罪判决之公布)
一、如嫌犯在听证终结前,声请将无罪判决之全文或摘要公布于嫌犯指定之报章上,且在诉讼程序中有人成为辅助人,则只要法院认为该声请属合理者,须于判决之主文部分命令公布之。
二、有关开支由辅助人负责,且算作诉讼费用。
第三百六十条
(判决之无效)
属下列情况之判决无效:
a)凡未载有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二款及第三款b项所规定载明之事项者;或
b)在非属第三百三十九条及第三百四十条所指之情况及条件下,以起诉书中,或无起诉时,以控诉书中未描述之事实作出判罪者。
第三百六十一条
(判决之更正)
一、如属下列情况,法院须依职权或应声请更正判决:
a)无遵守或无完全遵守第三百五十五条之规定,而非属上条所指之各情况;
b)判决之内容存有错误、误写、含糊或多义之情况,且消除该等情况不会构成实质变更。
二、如对判决提起之上诉已上呈,则由有管辖权审理上诉之法院尽可能更正之。
三、以上两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法院之批示。
第八卷
特别诉讼程序
第一编
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六十二条
(何时采用简易诉讼程序)
一、对因实施可处以最高限度不超逾三年徒刑即使并科罚金之犯罪,而在现行犯情况下被拘留之人,以简易诉讼程序审判之,只要该拘留系由任何司法当局或警察实体进行,且有关听证最迟在四十八小时内展开者,但不影响第三百六十七条之规定之适用。
二、如嫌犯作出事实时仍未满十八岁,则不采用简易诉讼程序进行审判。
第三百六十三条
(提交被拘留之人予检察院及将之提交接受审判)
一、进行拘留之司法当局,只要其非为检察院,或进行拘留之警察实体,须立即或在最短时间内,将被拘留之人提交驻于有管辖权审判该案件之法院之检察院。
二、检察院对嫌犯进行简要讯问后,如认为适宜,则立即或在最短时间内将嫌犯提交有权限审判该案件之法官。
三、如检察院有理由相信简易诉讼程序审判之各期间将不能获得遵守,则决定以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
四、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检察院须立即释放嫌犯,而在有需要时强制其提供身分及居所数据以作书录,或须将嫌犯提交预审法官,以便对其采用强制措施或财产担保措施。
第三百六十四条
(通知)
一、进行拘留之司法当局或警察实体在拘留之行为中,须以口头通知事件发生时在场之证人在听证时到场,其数目不得超逾五名;如被害人之在场属有用,亦须以口头通知其在听证时到场。
二、在拘留行为中,须告知嫌犯得在听证中带同最多五名辩方证人;如该等证人在场,则以口头通知之。
第三百六十五条
(卷宗之归档或诉讼程序之中止)
第二百六十二条至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于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六十六条
(审判之一般原则)
一、本法典中关于独任庭按普通诉讼形式进行审判之规定,经作出本条及随后各条之更改后,适用于简易诉讼程序之审判。
二、审判之行为及程序须减至对案件之审理及作出良好裁判属最低限度必要者。
第三百六十七条
(听证之延迟及押后)
如属下列情况,得于拘留后三十日期间内方开始听证,或得将听证押后,而在拘留后三十日期间内将之重开,但保持采用简易诉讼形式:
a)嫌犯要求给予该期间以准备其辩护;
b)检察院、辅助人或嫌犯需要之证人在审判中缺席;或
c)法院依职权或应检察院、辅助人或嫌犯声请,认为有需要采取任何对发现事实真相属重要之证明措施,且预料该等措施可于上述期间内实施。
第三百六十八条
(实时听证之不可能)
如听证非在拘留嫌犯及将之提交检察院后随即进行,但仍可保持采用简易诉讼形式者,则:
a)得释放嫌犯,而第三百六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但如听证不能在拘留后四十八小时内进行,则必须释放嫌犯;及
b)须通知应予释放之嫌犯、证人及被害人按对其指定之日期及时间出席听证。
第三百六十九条
(辅助人及民事当事人)
在简易诉讼程序中,如具有正当性成为辅助人或具有正当性以民事当事人身分参与该诉讼程序之人,于听证开始前提出要求,得成为辅助人,或以民事当事人身分参与,即使该要求系以口头提出者。
第三百七十条
(程序)
一、如检察院在听证开始时不在场,而其本人或其法定代任人亦不能立即到场者,法官须指定适当之人。
二、听证一旦开始,法官须告知具有正当性对判决提起上诉之人,其得声请摘要记录听证之行为,否则无效。
三、检察院得宣读进行拘留之当局所作之实况笔录,以代替提出控诉。
四、如已声请记录听证之行为,而控诉、答辩、损害赔偿请求及对此之答辩系以口头提出者,须将之记于纪录内。
五、控诉及答辩之提出代替第三百一十九条所指之初端阐述。
六、证据调查完结后,让检察院、辅助人之代理人、民事当事人之代理人及辩护人发言,但仅可发言一次,而其时间最长三十分钟,且不可延长。
七、判决得以口头作出,并口述作纪录。
第三百七十一条
(移送卷宗以采用普通诉讼形式)
一、如法官在任何时刻考虑到下列情况,而认为简易形式之诉讼程序属不可采用或不适宜采用者,则诉讼按普通形式进行:
a)在有关案件中,简易诉讼程序依法不可采用;或
b)为发现事实真相,有需要采取证明措施,而预料该等措施不可能在拘留后最长三十日期间内实施。
二、对上款所指之决定不得提起上诉,而此决定引致将有关卷宗送交检察院,以作出适当之处理。
第三百七十二条
(可上诉性)
在简易诉讼程序中,仅可对判决或对完结诉讼程序之批示提起上诉。
第二编
最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七十三条
(何时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
如属可处以最高限度不超逾二年徒刑即使并科罚金之犯罪,又或属仅可科罚金之犯罪,而进行有关程序不取决于自诉,且检察院认为在该案件中应具体科处者仅为罚金或非拘留性质之保安处分,则检察院声请预审法官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科处罚金或非拘留性质之保安处分。
第三百七十四条
(其它诉讼主体之参与)
一、在提出上条所指之声请前,检察院须听取嫌犯、辅助人、曾在检举时声明欲成为辅助人且有正当性成为辅助人之检举人及未成为辅助人之被害人意见。
二、在最简易诉讼程序中,不容许民事当事人之参与。
第三百七十五条
(声请)
一、检察院之声请须以书面作出,当中须说明认别嫌犯身分之资料、描述对其归责之事实及列明所违反之法律规定,并载明存在之证据,以及摘要说明其认为对有关案件具体不应科处徒刑或收容保安处分所持之理由。
二、声请书之结尾部分须明确指出检察院具体建议科处之制裁,如有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则亦须指出之。
三、如声请明显无理由,或依法不可采用最简易诉讼程序,预审法官须驳回有关声请,并将卷宗移送,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
第三百七十六条
(卷宗之归档或诉讼程序之中止)
第二百六十二条至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于最简易诉讼程序。
第三百七十七条
(听证及判处)
一、如预审法官无作出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所指之行为,须命令通知检察院及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人按指定之日期及时间到达指定地方,并告知嫌犯如欲由辩护人陪同到场,得由辩护人陪同。
二、于指定之日期当日,预审法官须听取检察院及经传召而在场之人陈述;如预审法官同意在该案件中不应具体科处徒刑或收容保安处分,则询问该等人是否接受预审法官认为适当之制裁及损害赔偿金额,再加上司法税及诉讼费用,并向其解释如有人回答不接受,则移送有关卷宗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
三、如检察院及上条所指之人声明接受所建议之制裁及损害赔偿金额,则预审法官命令记录该等声明,并据此作出判处批示,而诉讼费用则减半。
四、第三百七十条第七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于上款所指之批示,而该批示之效力等同于有罪判决,且实时成为确定批示。
第三百七十八条
(嫌犯之到场)
一、在最简易诉讼程序中,在一切效力上,嫌犯得委托辩护人代理。
二、如嫌犯不到场,且无委托辩护人代理,则预审法官依据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嫌犯,并移送有关卷宗以采用普通诉讼形式。
第三百七十九条
(移送卷宗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
如移送卷宗以采用其它诉讼形式,则检察院之声请丧失效力,而检察院不受其在该声请中所作之建议约束。
第三编
轻微违反诉讼程序
第三百八十条
(适用规定)
关于审理犯罪之诉讼程序之规定,适用于轻微违反诉讼程序,但以下各条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三百八十一条
(自愿缴纳)
在任何情况下,均容许依据以下各条之规定自愿缴纳因轻微违反而引致之罚金。
第三百八十二条
(由公务员目睹或发现之轻微违反)
一、任何公务员如在执行其职务时目睹或发现轻微违反,须制作或命令制作实况笔录。
二、对同时发生或相关之不同轻微违反,即使其行为人不同,得仅制作一实况笔录。
三、在发告票之行为中,须尽可能通知作出违反之人可自愿缴纳罚金,并指明可进行缴纳之地点及期间。
四、上款所指之缴纳以最低额为之,且无须附加任何额外款项。
第三百八十三条
(移送法院)
一、实况笔录存放于可进行自愿缴纳之办事处或公共部门,其期间不超逾十五日;期间届满而未自愿缴纳者,须在五日期间内将实况笔录送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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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

谭世贵
  一、司法的特点与司法独立的保障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设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体制有着重大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因此其司法就是指审判活动,司法机关便是法院。在我国,立法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省级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司法权则理当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相应地我国的司法就既包括审判活动,也包括检察活动。这从我国的有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定中亦可得到证明。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这里,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机关显然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司法协助”。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应当是指双方法院或双方检察机关之间的协助;我国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并非司法机关,它与外国警察机关之间的协助,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①由此可见,我国的司法机关亦应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根据上述我国司法机关范围的确定,我国的司法就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的职权与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包括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和人民检察院对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活动以及对刑事裁判、民事裁判、行政裁判的抗诉活动。至于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案件的侦查活动,严格地讲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一样属于行政活动性质,况且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并无实体处理权,由此不应属于司法活动的范围。笔者认为,无论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还是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抗诉活动,都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终局性。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给予刑罚处罚;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由原告起诉,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对原被告双方的纠纷或争议加以解决。因此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最终地解决各种社会纠纷或争议,无疑具有终局性的特点。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和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诉讼活动即告终结,因此亦具有明显的终局性特点。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活动和对各种生效裁判的抗诉活动,虽然其实体终局性不很明显,但它是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对诉讼案件所作出的一种程序性处理决定,对于审判程序的发动进而保证案件实体处理的正确性和合法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终局性特点。第二,公正性。公正,即公平与正义,这既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根基,也是司法工作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反映。由司法的终局性特点决定了,以处理各种诉讼案件和解决各种纠纷或争议为内容的司法活动必须做到诉讼程序的公正和诉讼结果的公正,否则诉讼案件便不能得到正确处理,各种纠纷和争议便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进而法律的正确实施将无从谈起,社会公正将失去保障和希望,国家设立司法机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安宁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因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司法活动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查明案件事实和纠纷或争议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实体法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简言之就是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正与合法密切联系,其中合法是前提,是公正的必要保障,而公正是目的,是依法办事的必然结果。对于诉讼程序和诉讼结果出现不合法、不公正的情况,国家预先设立纠错机制,使其达到合法公正的状态。例如,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和裁定,当事人不服的有权提出上诉,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二审审判。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的,亦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新审判。上述纠错机制的设立和运转,无疑是国家对司法公正的深切要求和充分保障,从而也表明公正性是司法最根本的特点。第三,独立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要做到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或争议,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独立负责地开展司法活动,而不能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涉和影响,否则就难以保持独立的地位和客观的态度,实现公正司法。因此,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为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第一,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均自成体系,单独设置。其中,人民法院的设置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设置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且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相互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均无任何隶属关系。第二,对担任法官、检察官的条件作了明确规定。我国《法官法》第9条第(六)项和《检察官法》第10条第(六)项均规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方可担任法官、检察官。第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均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有关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的规定,人民法院均由审判员或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或独任庭,对各类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重大、疑难或复杂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第四,实行错案、冤案责任追究制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4条的规定,行使审判、检察职权的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而造成错案、冤案的,应负担相应的赔偿费用,并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活动建立监督制约机制。例如,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有权按照第二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当事人对司法机关错误的判决、裁定或决定,有权提出上诉或申诉,对司法人员侵犯自己诉讼权利或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表明,加强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措施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二、新闻媒体的功能与媒体监督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所谓新闻媒体,就是指传播新闻、知识与信息的媒介和载体,具体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以及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增加,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其功能主要有三项:第一,宣传功能。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十分重要的宣传舆论工具。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各行各业的好经验,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的报道和介绍,不断为人们所了解、熟悉或掌握,从而起到传播信息、沟通心灵、激发情感,凝聚人心的作用。例如,近二年新闻媒体对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政府机构改革等重大事件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人反响热烈,深受鼓舞。尤其是在今年的抗洪抢险中,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深入抗洪第一线进行实地采访,各类新闻媒体对水灾情况和抗洪事迹进行连续报道,用宣传舆论鼓舞广大人民万众一心,战胜洪水,克服艰险,对全国上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引导功能。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宣传工具,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可信性。因此,当媒体强调什么时,公众就注视什么,关心什么,相信什么。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紧紧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抓住社会的主流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有选择、有分析地进行报道或评论,从而化解不良情绪,维护社会稳定,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前进中的问题。特别是当社会问题处于胶着状态时,媒体一定不能火上浇油,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开视线,把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导到另一舆论中去,分散其注意力,等到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时再加以集中报道,这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1994年我国进行的六项制度改革中,物价是最敏感的问题。当人们对金融、粮食、住房、医疗、用工制度改革意见较大时,最容易激发情绪的焦点就是物价。因此当时中宣部指示各媒体不得涉及物价问题。由此媒体转向着重报道宏观调控的信息和局部改革的成效,从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到当年年底,六项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这时候解决物价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抑制通胀作为1995年的头等大事,全国媒体纷纷报道,激发了人们对物价问题的意见,从而使反暴利、抑通胀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借全国形成的这一舆论之势,许多有关物价的问题开始解决。②近几年来,新闻媒体有关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报道,亦有效地引导了读书热、网络热,激发了大家学习电脑的热情。第三,监督功能。在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并加强引导,这是新闻媒体必须严格遵循的一条重要的方针,但新闻媒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舆论监督。所谓新闻媒体监督,就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其作用主要是:(1)揭露各种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为监督机构提供案件线索。新闻记者深入实际,贴近民众,嗅觉灵敏,反应迅速,通过采访和实地调查,往往能及时发现违法、渎职和腐败犯罪的事实或线索,进而在报刊、广播、电视上予以披露,为监督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使违法、渎职和腐败分子受到及时的查处。(2)防范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腐败行为的发生。新闻媒体对各种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的揭露,可以使处于违法犯罪边缘的人受到震动和警醒,从而以此为鉴不再进行违法犯罪。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对有腐败苗头的官员及时曝光揭露,这在表面上好象保护了那些官员,但实际上由于他们的腐败欲望得不到遏制,最终他们将掉进更可怕的深渊。很多大案要案正是由此形成的。因此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有助于将大量的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况,防患于未然。(3)跟踪信息源,为监督机构提供违法、渎职和腐败犯罪的重要证据。新闻记者人数众多,加之拥有大量的现代化录音、录像、传播设备,因而对自己发现或已被监督机构立案调查的人物可以进行跟踪,获取有关活动的信息(特别是被调查人反调查活动的信息),从而为监督机构提供有力证据,有效查处各种违法、渎职或腐败行为。(4)将已处理的违法、渎职或腐败案件公布于众,增强人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新闻媒体将监督机构处理的违法、渎职和腐败案件公布于众,既可以教育其他公职人员,使之行为检点,遵纪守法,也可以对全社会进行法纪教育,使社会公众看到党和国家查处违法、渎职和腐败的坚强决心和果断行动,从而增强信心,并积极行动起来与违法犯罪作斗争。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对正面宣传比较重视,做得较好,而对舆论监督重视不够,做得很少,现在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有意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新闻媒体唱赞歌太多,揭露腐败和违法现象太少。现在,各种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人们有目共睹。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让新闻媒体对腐败缄默或轻描淡写,作些粉饰太平的文章,既会削弱其威信和作用,也会使反腐败斗争缺少一项可以利用的有效措施。相反,新闻媒体揭露腐败,司法机关严查腐败,人民群众就会从中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从而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由此舆论监督同正面宣传并不矛盾。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既要搞好正面宣传,又要搞好舆论监督”的观点,显然是不适宜的,必须针对现实情况,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做到“娇枉过正”。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1日,由于它是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述评性栏目,揭露了包括司法腐败在内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因而其收视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
每天晚上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达三亿多人,成为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③1998年5月29日,
海南省成立新闻舆论监督中心,该中心成立后,组织指导“一报两台”(海南日报、海南电视台、海南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连续推出系列批评报道,对昌江、陵水、万宁等市县机构超编、乱批条进人和个别乡镇干部大吃大喝、欺压百姓等歪风邪气进行大胆曝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党内外不正之风大为收敛,其效果十分显著。④腐败分子“不怕内部通报,就怕直接见报”,这充分说明新闻媒体具有独特而有效的监督功能,我们不应弃之不用或用之不足。
  新闻媒体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确定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的原则,并在实践中认真执行。笔者认为,媒体监督的原则应包括以下五项:第一,自由性原则。新闻自由是指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和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意见和进行新闻批评的自由。⑤新闻自由是世界各国新闻工作所普遍实行的一项原则,也是各国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也应贯彻自由性原则。新闻媒体对各类违法、渎职、腐败行为进行自由的揭露、报道、批评甚至抨击,只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不泄露国家秘密,不损害公共利益,就应给予支持和保护。只有坚持监督的自由性原则,才能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和媒体监督的正常进行。因此,自由性原则是媒体监督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典型性原则。实现生活中,违法犯罪层出不穷,新闻媒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加以监督。从公众心理考虑,新闻媒体只有抓住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进行报道或评论,才能引起公众的关心和共鸣,形成舆论热点,从而产生万众瞩目的气氛,使违法腐败者本人身败名裂,使其他人慑于睽睽众目而不敢以身试法。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典型性原则。需要研究的是,哪些违法乱纪具有典型性,值得媒体采访报道?根据公众的心理,并考察国内外媒体监督的成功范例,以下几种情况具有典型性:(1)高级官员违法、腐败的;(2)违法、腐败数额巨大的;(3)违法、腐败手段恶劣的;(4)违法、腐败牵连人数众多的;(5)要害部门发生的违法、腐败行为,如公、检、法三机关中发生违法、腐败的。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里,典型情况的范围和重点则有所不同。第三,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媒体监督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媒体揭露、报道的违法腐败事实唯有真实,才能击中违法腐败分子的要害,使其无法辩驳;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不受侵犯。否则,新闻媒体就可能陷于侵权诉讼而无法脱身,从而无从开展正常的监督活动;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就可能无端受到侵犯而人人自危,从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要做到真实,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实际进行采访,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或偏听偏信;新闻媒体就必须对违法腐败情况如实、客观地加以报道,而不能为制造轰动效应而添油加醋,故意夸大其词甚至捏造事实。第四,及时性原则。新闻媒体无论是对违法腐败行为的揭露,还是对违法腐败案件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的报道或评论,都应做好迅速及时,抓住时机,否则时过境迁,公众便会失去兴趣。其中,对违法腐败行为的揭露,还应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作出判断,选择最合适的时机予以披露;对违法腐败案件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的报道和评论则应越快越好,在最短的时间内播出或刊载。应当说,监督的及时性原则和新闻的及时性原则,其要求是一样的,只有符合这一原则,才会对被监督者产生最大限度的威慑,从而监督才会有最明显的效果。第五,有效性原则。这也是媒体监督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说典型性和及时性旨在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兴趣,真实性旨在保证监督的客观公正的话,那么有效性则是发挥媒体监督作用的主要因素。对于典型的违法腐败行为,媒体只有抓住不放,连续出击,才能扩大影响,使公众产生强烈反响,形成舆论热点,从而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注意,加速问题的解决或处理。否则,媒体东一炮西一枪,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稍有压力便缩手缩脚,甚至半途而废,其监督就会事倍功半或前功尽弃。媒体必须抱着必胜的信心,坚持不懈,不获胜利决不收兵。同时,在违法腐败行为被有关机关查处后,媒体还应及时报道其处理结果,使监督有始有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威力,达到监督的目的。
  三、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相互影响及其解决办法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自然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新闻媒体任何不适当的监督实际上就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就会对司法独立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司法的天性来讲,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顺利完成国家与社会赋予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的典型性原则,使得它更倾向于对司法官吏和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不满,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同时也更容易使揭露和报道的新闻媒体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在利益的驱动下,新闻媒体就可能不惜代价追逐司法问题,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对司法独立造成侵害。
  上述分析表明,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主要表现为一方排斥,另一方侵犯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就成为既要维护司法独立又要加强媒体监督的关键所在。为此,笔者认为,必须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1、关于对待媒体监督的态度问题
  在我国,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应持何种态度,这也许从美国的做法可以得到启示。1960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整版报道,揭露阿拉巴马州警察虐待黑人,煽动“恐怖浪潮”,所举例证有若干失实之处。警察当局负责人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州地方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判决该报败诉并须赔偿50万美元。时报不服,再次上诉。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并宣布了涉及诽谤公职人员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当公职人员受到不实际批评并遭受伤害时,不得提起诽谤罪诉讼,也不得要求赔偿,除非原告能够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批评是出于“真实的恶意”。这一判决几乎封死了公职人员在诽谤罪方面的起诉之路,因为要找出报纸有意诽谤的确凿证据真是难上加难。⑥美国对全体公职人员尚能作出如此严格的权利限制,我国对司法人员理当予以同样严格的要求,相应地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就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首先,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关,与新闻媒体相比它处于优势地位。由于司法机关拥有裁判权,因而如果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起诉权的话,那么媒体在诉讼中很容易处于不利地位,这对媒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其次,由于受到采访条件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在细节方面难免没有失实之处,而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要承担诉累之苦和败诉的风险,那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就会逐渐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从而对监督司法失去热情,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企望就会化为泡影。再次,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加强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一直重视运用教育、行政和法律手段惩治司法腐败,但收效不大,司法腐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危害社会公正。因此,对司法实行新闻舆论监督势在必行。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总之,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媒体监督只有持宽容的态度,才能保证媒体的监督功能,进而消除自身的腐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维持社会健康而正常的运作。
  2、关于司法公开问题
  为保证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赋予其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了解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拥有和行使,与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公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必须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应当公开进行(确需保密的除外),否则知情权就无法行使。相应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我国司法公开的范围应当包括:(1)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决定书和不起诉决定书;(2)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合议庭评议除外);(3)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裁定书,二审判决书、裁定书,再审判决书、裁定书,死刑复核裁定书,减刑、假释裁定书;(4)人民检察院按照刑事二审程序提出的抗诉书;(5)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书;(6)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刑事拘留决定书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出的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上述诉讼文书应当允许新闻记者查阅和如实报道;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合议庭评议除外)应当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1998年6月10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持身份证即可进入该法院旁听审判,新闻记者可以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这一举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和高度评价,但同时也说明,真正做到公开审判谈何容易,要知道我国早在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按照该法第111条的规定,只有有关国家机密、个人阴私的案件、14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才不公开审理。根据该法第121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近二十年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才敢于真正实行彻底的公开审判,可见公开审判在全国所有法院还未做到真正的实行。因此,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换言之,司法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有名无实。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新闻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即使人民法院都做到了审判的真正公开,但新闻媒体的监督仍然是很有限的,因为新闻记者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案件的决定权往往掌握在法院领导人员和审判委员会手中。对于法院领导人员和审判委员会如何行使案件处理的决定权,新闻记者无从知道,因而也就无法予以监督!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法院都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那样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同时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当然应同时强化合议庭、独任庭的错案责任)。这样做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同时也可以使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可以落到实处,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
  3、关于媒体监督的重点和方法问题
  在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点应放在揭露司法腐败和维护司法独立上。一段时间以来,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本身的腐败问题和某些当权人物对司法的干涉问题。一方面,司法队伍中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呈蔓延态势。例如,1993-1997年,全国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分别有360人和376
人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⑦这只是被查处的人数,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就是生动的写照。一些法官、检察官靠工资吃饭,但在装修住房时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其中的大多数恐怕用的是不义之财,有父母和兄弟姐妹接济或配偶有高收入的毕竟是少数。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平义杰利用职权,长期占用企业高级轿车,将大量财产据为己有,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并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宜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2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身居要职的高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尚且如此,普通司法人员的腐败情况显然已比较严重。另一方面,在我国地方党委握有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大权和地方政府握有司法机关的财政大权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规定常常成为一纸空文,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随意批条子、打电话,指令司法机关按其意志办事,以权压法,大搞地方保护主义;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以致司法独立有名无实。由于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的严重存在,以致司法机关有法不依、办案不公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如:有的检察院领导干部不能坚持原则,在办案遇到干扰和阻力时,存在瞒案不报、压案不办、执法不严的现象,少数干警包括个别领导干部不依法办事,不文明办案,甚至滥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徇私舞弊;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特别是少数经济、民事案件审判不公;⑧有些法院审理案件有时执法不严,裁判不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⑨总之,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针对妨害司法公正的两个突出问题,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重点应当是司法人员的腐败问题和当权人物对司法工作的干涉问题。
  为了保证监督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的目的,新闻媒体应注意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主要应采取以下方法:(1)通过采访、接受公众提供的线索并进行调查的方式,在媒体上公布采访、调查所获得的事实材料,揭露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接受宴请或礼物、私自会见当事人等违法犯罪行为,使其受到有关主管机关的立案查处;(2)对行使知情权而获得的有关诉讼文书,经过分析研究并进行调查后认为确有错误的,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并评论。为保证其评论或批评的准确性,新闻媒体在分析研究时应邀请其法律顾问或法学专家参加,必要时可以先听取有关司法机关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刊载或播出;(3)对有关当权人物批条子、打电话,以权压法、干涉司法的行为经调查了解后,在媒体上予以公开曝光。当然,当地的媒体对当地的当权人物的上述行为要予以公开曝光是比较困难的,但省级媒体对市、县当权人物,全国性媒体对省、直辖市、自治区当权人物的上述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则应当可以做到。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上述监督方法的实行可能还会有相当的难度。对此,中央和地方不妨借鉴海南省成立新闻舆论监督中心的做法,由党委(党组)的宣传部门牵头联合多家媒体共同开展监督活动,以克服监督中遇到的困难,扩大监督的声势,加大监督的力度,提高监督的效率。
  4、关于既坚持媒体监督又维护司法独立的问题
  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在现实情况下也显得非常紧迫,但媒体监督不应是无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体监督应以不侵犯司法独立为限度。如前所述,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只有正直无私,没有任何私情或私益的考虑,而且具有独立的意志,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也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才能做到公正办案。因此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就前者来讲,由于司法活动已经结束,司法机关已经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如不起诉决定书,二审判决书、裁定书,减刑、假释裁定书),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新闻媒体在内就可以对其发表意见,作出评价,予以批评甚至抨击,而不管意见是否激烈,批评是否尖锐,都不会构成对司法独立的侵犯;诚然有人认为要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但裁判的权威性是建立在公正性的基础之上的,不公正的裁判谈何权威?因此,对不公正的裁判自应允许人们发表意见,进行批评或抨击。就后者来讲,由于案件正在诉讼过程中,外部的干扰或压力必然会对司法人员造成影响,使其独立意志发生嬗变,进而在案件的处理中发生偏颇,导致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新闻媒体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诉讼过程中,新闻媒体应持中立立场,对通过行使知情权而获得的诉讼文书(如起诉书,一审判决书、裁定书等)只作如实的报道,而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第二,在审判过程中,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审理情况只作转播或客观介绍,而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定调子、下结论,误导公众从而对司法人员产生压力;第三,在任何时候(包括诉讼过程中),新闻媒体均不得刊载或播出对司法人员有人身攻击或人身侮辱内容的报道或评论,以保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
  虽然对新闻媒体作了上述限制,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少媒体为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或不了解法律规定,因而往往把检方的指控当作实际发生的情况,无所顾忌地使用各种带有倾向性的词句,如把被告人称为“人犯”或“罪犯”;对一些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加以连续报道或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情况进行大肆渲染,引起公众对被告人的义愤;在打假的行政部门成为被告时指责法院不保护打假者,等等。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多为“机关报”、“机关台”,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因此新闻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报道又经常导致高层领导人的批示,接到批示后党政各部门乃至司法机关便要紧急动员,“高度重视,限期解决”。在上述情况下,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往往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以致有时只能听命于媒体,进而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为解决这一问题,切实维护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根据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审判机关可以分别情况采取以下措施:(1)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舆论压力消除为止;(2)请求上级法院同意改变案件的管辖,将案件移送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他同级法院审判;(3)对辖区范围内的新闻媒体发出裁定,要求其停止有关本案情况的报道和评论,直到案件审结为止;或者向本案当事人发出裁定,禁止其向媒体作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直到案件审结为止。⑩(4)对审理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独任审判员以及书记员实行封闭式隔离措施,使其不能再接触新闻媒体和与外界发生通讯联系,直到案件审结为止。
  注:①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109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②参见杜耀峰:《舆论热点的形成与引导》,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4期。
  ③参见199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④参见1998年5月29日至8月7日海南日报。
  ⑤季立新:《关于当前处理新闻纠纷的原则》,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2期。
  ⑥贺卫方:《传媒如何监督司法》,1998年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⑦⑧《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8年3月10日)。
  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7年3月11日)。
  ⑩参见美国T.巴顿.卡特等著:《大众传播法概要》第1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


贵州省就业促进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就业促进条例

          (2009年11月25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就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和完善就业机制,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社会就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促进就业的工作情况。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促进就业工作的情况,研究、协调和解决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促进就业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第五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大中专院校应当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维护劳动者工作环境、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福利待遇、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对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以及扶持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政策宣传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管理,为劳动者求职择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和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就业服务提供支持。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和支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指导和规范职业中介机构的行为,发挥职业中介机构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第十一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健全就业服务功能,统一就业服务流程,规范就业服务标准。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公共就业服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十二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劳动者提供以下服务:
  (一)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二)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发布;
  (三)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五)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事务;
  (六)其他公共就业服务。
  第十三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用人单位提供以下服务:
  (一)招聘指导;
  (二)代理招聘;
  (三)异地招聘;
  (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五)劳动保障有关事务代理;
  (六)其他就业服务。
  第十四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参加培训的登记失业人员和实施培训的机构申领培训补贴提供服务。
  第十五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统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劳动力资源状况统计调查和就业、失业登记,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统计调查和登记所需要的数据资料。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的专门台帐,及时准确反映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失业变动情况。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产业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建立用于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的公共实训基地。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优惠政策措施,加强信息服务,拓宽融资渠道,提供指导和扶持。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平等对待各类创业主体,依照国家规定放宽资金、经营场所等市场准入条件。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劳动者实行小额贷款财政贴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小额贷款担保体系,支持和鼓励小额贷款担保服务机构和担保企业为劳动者、企业的小额贷款提供担保服务,根据市场需要,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自主创业劳动者的信贷支持。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回乡创业者提供创业项目、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县、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对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回乡创业人员实行动态管理,提供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服务。
  第二十一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创业项目资源库,组织开展创业项目采集、发布和咨询服务工作。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和支持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展创业培训。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就业援助计划和方案。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人民政府确定的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和就业援助计划,宣传和落实就业扶持政策,组织实施就业援助。
  第二十三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安排就业困难人员的公益性岗位适时提出设定和调整方案。
  就业困难人员具体范围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登记、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接续等服务。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平等自愿、市场主导、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区域劳务合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和用工信息沟通机制。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业劳动力资源状况,面向市场需要,制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计划和措施,建设劳务输出基地,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劳务品牌,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引导有求职愿望农业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促进就业列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截留、挪用、侵占就业专项资金,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在职业介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活动中弄虚作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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