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商标应当向商标局提出/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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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科学技术保密细则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确保科学技术的秘密，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科学技术保密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科学技术保密范围：
（一）已获国家批准的发明；
（二）正在研究试制可能成为发明的新技术或阶段性成果；
（三）国外没有或国外虽有但系保密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四）我国特有的技术决窍及传统工艺技术；
（五）我国独有的农、林、牧、畜、禽、鱼、中药材等品种的种养技术和自然资源及其考查资料；
（六）其他需保密的科学技术。
第三条　科学技术保密项目，按其性质、用途、作用、技术水平和泄密后的危害大小，划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一）涉及国家安全或我国特有、独有，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的保密项目，列为绝密级。
（二）超过国际水平，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较大损失的保密项目，列为机密级。
（三）不属于绝密级及机密级，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损失的其他保密项目，列为秘密级。
第四条　划定科学技术保密项目的审批权限：
（一）发明项目，由申报发明单位在申报时提出密级划分的意见，按隶属关系逐级审查，报国家科委批准。
（二）属于第二条第二、三款的保密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申报，经主管厅、局审查，报省科委批准，并报国家科委备案。
（三）属于第二条第四、五、六款的保密项目，由各厅、局和相当于局级单位审批，报省科委备案。
（四）广州市属于第二条第二、三款的保密项目，由广州市科委审批，报省科委和国家科委备案。
第五条　科技项目的密级划分，一般按隶属关系上报审批。其中，医药和生物资源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其归口分工如下：
医疗（包括中西医）项目，由省卫生厅归口；药物（包括中西药和医疗器械）项目，由省医药联合总公司归口；农作物（包括近缘野生植物）、水果、蔬菜、蚕桑、茶牲畜、牧草、兽医兽药等项目，由省农业厅归口水产项目，由省水产局归口；木本植物、干果、花卉、野生动物等项目
，由省林业厅归口，省环保局参加；常用药用植物项目，由省医药联合总公司归口，省农业厅参加；微生物、昆虫、野生草本植物、孢子植物等项目，由省科学院牵头，组织各方面专家商定。
归口部门应按照分工，制定保密项目单子，划分密级，供有关单位遵循。各单位有处理不当的，归口部门有权予以纠正。
第六条　下达科学技术研究、试制任务的单位，在下达项目计划时，要按照本细则第三条规定，确定密级。
第七条　科学技术保密项目密级的解除和升降：
（一）凡在国外已经公开或者已不先进的项目，应解除密级或降低密级。
（二）有的科学技术项目，事后发现需要保密的，可以补办密级；研究、试制中有重大突破的项目，可以提高密级。
（三）保密项目密级的解除和升降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其审批权限按本细则第四条规定处理。
第八条　绝密级的科学技术资料，只限于指定的直接需要的单位和人员使用；机密级的只限于有直接需要的单位和人员使用；秘密级的，凡工作需要的单位和人员都可以使用。秘密级以上（含秘密级）的科学技术资料，必须经机要交通或专人转送，不能用普通邮件投递或托运。
第九条　宣传报道新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时，一般只宣传该项成果的作用和意义，并按本细则第四条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凡属保密的科学技术内容，一律不准公开出版发行和公开进行宣传报道。
第十条　科学技术保密项目需要转让、出售给国外，或对外经济援助和进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交流，以及中外合资企业需使用科学技术保密资料，都应按隶属关系逐级审查，报国家科委批准。
第十一条　对外开放的企业、事业单位的科学技术保密项目，应根据《科学技术保密条例》和本细则制订具体保密规定，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出国访问、考察、学习、进修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人员携带的论文、资料样品，均不得涉及保密的科学技术内容。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向外国和港澳地区及其人员投寄或提供涉及保密的科技资料、图纸和样品等。
第十四条　各单位要做好科学技术保密档案的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保密设施，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各单位要加强对科学技术保密工作的领导和对干部职工的保密教育。有科学技术保密项目的单位，要有一位负责同志分管保密工作，并视情况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密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科学技术保密主要是针对国外的，在国内不能借口保密，拒绝交流科学技术。各单位各部门应用外单位的保密技术资料，使用单位和人员应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七条　对在科学技术保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应予表扬或奖励；如发生泄密事件，应及时采取措施并上报主管部门，还应视情节轻重给直接责任人员以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情节严重，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要依法惩处。
第十八条　关于国防科学技术保密问题，按国防科工委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属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3年10月5日
【案情回放】

2010年10月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辅路金家村桥东，陈某驾驶其妻张某名下轿车（该车在A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与步行推轮椅车（内乘沈某）的王某（系沈某第一顺序继承人）发生交通事故，沈某死亡、王某受伤。该事故责任经海淀交通支队认定陈某与王某为同等责任，沈某无责任。之后，沈某的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A财产保险公司、陈某、张某、王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1897.5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既是侵害人同时是事故中受害人沈某的法定继承人，应列为本案被告便于查明事实。海淀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合法、有效。但根据道交法立法宗旨及优者危险负担规则认定陈某负本次交通事故65%的民事责任，王某负本次交通事故35%的民事责任。A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陈某、王某对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损失依据上述比例承担责任。张某作为车主与陈某承担连带责任。最终，一审法院判决A财产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及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2864.6元，陈某、张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41286.25元，王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4450.19元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王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原告：王某系该交通事故责任人之一，应作为被告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海淀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有效，应为认定陈某与王某责任比例的证据。

被告：被告王某认为其系沈某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且是本次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应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海淀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责任错误，具体责任比例由法院判定。被告陈某、张某及A财产保险公司均认为王某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并对事故责任比例进行合理分配。

学界观点：对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侵害人同时是事故中受害人（即死亡人）法定继承人的（本案例仅讨论该侵害人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无需受害人抚养或扶养的情况，如本案中王某）的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应以原告的主张为判断。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几经改革后最终确定为“当事人主义”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强调诉讼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从本质上更主张当事人的主体性、平等性、公开性以及裁判的中立性，法官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中立地进行审判，而不对诉讼的进行予以过多干预。由此，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对主体的选择。如本案，应尊重原告列王某作为被告的选择，第一体现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第二，王某同时作为受害人及死者沈某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享有的权利也不会因此受影响，即使不能在一案中同时处理，其也可通过另诉得以保护。对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的效力，实务界及理论界均有观点认为法官应当严格按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事故责任比例来分配民事责任，以体现适用规则的统一性及结论的有效性，避免发生冲突，产生歧义。

【法官回应】

应将既是侵害人又是法定继承人的王某列为本案被告

1．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侵害人同时是事故中受害人（即死亡人）法定继承人的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完全以原告的主张为判断在实践中存在不合理性。如若原告主张中将兼具“侵害人”及“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人员列为共同原告，虽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放弃了对该人员因其过错造成事故的损失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法官在实体审理中仍然需要厘清各方主体对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侵害人之一在被告主体中的缺失可能导致漏判或误判现象；即使原告同时提交放弃权益的声明，因该侵害人作为原告无答辩的权利，故可能导致认定事实不全面，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同时也不利于发挥道交法对侵害人的惩戒作用，有悖立法宗旨。因此，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此种涉社会性纠纷，原告罗列主体对案件审理及当事人权益保护不利时，法官应发挥“职权主义”的功能，将兼具“侵害人”及“受害人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人列为被告。

首先，从我国司法理念及法律原则看，“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体制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审判活动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权力——权利”的合理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审判的公正性和提高审判的效率性，但“当事人主义”并非绝对地排除法官的能动作用，法官在此过程应适当发挥职权作用，矫正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当做法，积极地帮助当事人实现诉讼目的，是司法能动的表现。就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而言，其与一般民事纠纷不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此类案件的受理、审理能起到救济伤者、惩戒违法者的作用并通过判决等处理结果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因此，法官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过程发挥职权能较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性，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使社会矛盾得到妥善的处理。就主体问题，若原告未将兼具“侵害人”及“法定继承人”的人员列为被告，法官可以释明，原告坚持的情况下，可以依职权变更其为被告，以便案件事实的全面查明，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列兼具“侵害人”及“法定继承人”的人员为被告也具有合理性。侵害人作为被告具有答辩等一系列诉讼权利，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及民事赔偿责任的分配，其作为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能保证原告作为死者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侵害人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所应分得的赔偿款份额，如若继承人对遗产分割方案无异议（本案中，继承人对各自分割的份额有异议，故法院未予处理），法官在一案中一并处理也具有可行性，即先计算出原告应获得的所有赔偿款并依据法定继承人人数计算出兼具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侵害人应分得的部分，最后与该侵害人应承担的赔偿款份额相比，若前者高于后者，则由交强险公司及其他侵害人直接支付予该侵害人，若后者高于前者，则在文书主文中明确侵害人仍应向本案原告即其他法定继承人支付相应款项。

2．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对各方主体民事赔偿责任的效力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应当作为判定事故各方当事人所负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的重要基础。因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通常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查、检验、调取证据等工作，因此对于事故责任及比例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较强的专业性，其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的特性，法院应当予以采信。

但“重要不等于唯一”。首先，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所援引依据法律与审判机关的适用范畴存在差异。鉴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其特殊性，其在实体法方面受到民法通则、道交法、侵权责任法等诸多法律、司法解释、法规及规章的调整，在法律适用上均侧重于对受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之保护，以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然而，仅以北京市为例，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事故认定文书时一般仅依据道交法、道路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并未考察事故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违反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由此造成受害自然人对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事故责任及比例疑义较大，异议颇多。法院在裁判时如若僵硬地将事故责任等量地兑换成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势必造成矛盾的延展和矛盾的升级，最终造成审判处于两难的困惑。

其次，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此项工作的职能是确定“事故责任”而不是认定“民事责任”，事故责任及比例不必然转化为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尤其在道交法实施以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做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事故认定书，已不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仅为对事故责任比例划分的证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能惯性地将事故责任替换成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纵观全案，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厘清事故当事人与诉讼当事人的区别，权衡各方利益，在分清事故责任及比例的前提下，阐述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的分配原则。在事故责任的比例与民事赔偿责任的比例之间寻找裁判的余地，才能真正发挥出审判的能动与效果。

因此，审判实践中应当依据公平、公正、“优者危险负担”等基本法律原则，并发挥道交法侧重保护道路通行中弱势群体、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等优势者安全规范驾驶、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等立法宗旨，在事故责任比例的基础上以全面立体的视角对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例予以重新划分，实现衡平各方当事人利益与冲突的目的。如本案中，法官在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机动车一方陈某与非机动车一方王某的民事赔偿责任重新分配以体现道交法的立法精神。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